3月2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开放新的变化意味着进步的可能，我们在开放方面，还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进口商品的税率水平在世界处于中等水平。一些市场热销的消费品包括药品，特别是群众、患者急需的抗癌药品，我们要较大幅度降低，降到零水平。（3月20日 人民网）
对于不堪重负的癌症患者家庭而言，总理的表态无疑是天大的福音，其重要性旁人是很难体会的。某种程度上说，这又不仅仅是民生问题，还可能促进医药生产和流通体制的一系列改革。
抗癌药贵是各国都存在的普遍现象，但是否贵得合理，却需要仔细梳理与应对。从“存在即合理”的角度来看，抗癌药研发周期长、难度大、所需资金量大，加上需求旺盛而消费者又因“救命药”对价格不敏感、没选择，所以贵几乎是一定的。然而，同样一种欧美抗癌药，韩国、中国香港和内地的价格却相差巨大，就不能用成本高来简单解释了，其中一定有一些可以改革的空间，关税就是其中一种。
尽管进口药、国产仿制药和国外仿制药各不相同，但对于癌症患者来说，药效好、价格低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巨大价差的存在，催生了代购这个灰色链条，不过也伴随着各种未知的风险。除了非法代购可能引发的药品安全问题外，还可能被有关部门打击。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陆勇事件，因为病友大量代购印度仿制抗癌药格列卫而被提起公诉。对于部分白血病患者而言，终于盼来了可以将绝症变为慢性病的神药，正规渠道的价格却让他们望而却步，其中的无奈与绝望可想而知。
让救命药的价格降下来，无疑是当务之急。具体到进口抗癌药而言，关税和流通体制无疑是最具改革空间的领域。零关税实现后，进口抗癌药的价格必然大幅降低，对于很多“离不了药”的癌症患者来说，既可以延长生命，又能够减轻家庭负担，无疑是最大的民生福祉。同时，这条举措又像一条鲶鱼，必将为医药市场带来更多改变。首先，进口药价格降低后，国产仿制药面临更多挑战，如果不能在药效和价格方面提高竞争力，必然会迅速失去市场；其次，印度的仿制药之所以便宜得多，是因为其有“强制专利许可”制度，我国能否制度借鉴？最后，流通领域的制度成本过高。进口药品涉及各级批发商和医院、药店，流通环节越多，价格就越贵，如果再把回扣等灰色寻租收入计算在内，必然是天价。最后，中国的市场足够大，很多药又是终身服用，如果能够集中谈判和采购，价格优势也会有所体现。
早在2015年，恶性肿瘤已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的第一死因。更令人吃惊的是，我国恶性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这表明，在提高癌症患者生存率和生存期方面，可进步的空间是巨大的，而最直接的发力点就是让他们买得起进口药。随着关税的降低和很多抗癌药纳入地方医保目录，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无疑得到了更好地落实，看不起病和因病返贫的极端情况也必将大幅减少，未来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