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大楼勾连了抽象的法治信仰与具象的法律制度，连接了国家秩序与社会民众，成为意义生产、协商与争夺的场域。

　　高楼林立的城市，各个大楼有不同的功能与风格，细细研究它们，会有不一样的发现。比如，法院大楼又有什么特色，它们又是如何体现自己的风格？

　　这是一个饶有趣味却鲜有人思考的问题。即便是现实生活中，走过、路过或进过法院大楼，也很少会有人注意到法院大楼的价值所在。因为在一般人眼里，大楼无非是司法活动开展的一个功能性建筑。通俗一点，它就是一个审判场所。

　　不过，一旦我们将法院大楼作为研究对象，还会发现大楼建筑同时承担着公共景观、法律符号乃至仪式性场所的角色，随时有可能被观看、阅读和体验。相应的，法院大楼构成了普通民众理解法律的日常资源，成为了法治常见的世俗化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院大楼勾连了抽象的法治信仰与具象的法律制度，连接了国家秩序与社会民众，成为意义生产、协商与争夺的场域。

　　尽管在总体上要概括中国法院大楼的形象很困难，但却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共性特征，比如大楼的对称性结构、高高的罗马柱、长长的台阶、习惯采用大理石质料和冷色调的墙体，很多还在大楼外部（或进门大厅）安放狮子、獬豸或金属鼎。

　　这些构成，都是可以细究的对象。比如台阶，它的功用是作为一种拾阶而上的建筑存在。在法律文化学上，台阶却又着丰富深刻的内涵。在水平向度上，台阶充当了空间区隔的有效工具。它将法律空间和日常空间设置为两种需要加以区隔的存在，模拟出法律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巨大区别。一旦我们逐步迈过台阶，日常生活的角色、规则、情感则必须相对应地转换成司法逻辑来考察、理解和判断。另一方面，台阶在垂直向度上构建出法院的等级感和权威性，塑造出一个居高临下的权力高地。它所唤起的，不是关于法律崇高的信念，而是一种敬畏法权的情感。

　　再比如罗马柱，许多法院喜欢用塔斯干柱式，一种源于“多立克式”而来的柱式。著名的雅典卫城帕提农神庙就是采用多立克柱式。相比之下，塔斯干柱式取消了凹槽，在样式上变短变粗，成为最简单、粗壮、稳重的柱式。在西方历史文化的语境中，塔斯干柱式代表了对男性力量的赞誉。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晓，但多立克柱式表征出的简约、厚重、刚性和神圣却是能够明显感知到的。进一步来说，作为一种刚性的社会规范，法律可以视为对男性力量的某种模仿，突出阳刚、客观、独断、消除情感偏向的阳性主义逻辑。

　　当然，这只是从外观上对法院大楼的打量。就诉讼当事人来说，一旦走进法院，内心对大楼的感受恐怕又会不一样。

　　在《法律的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一书中，作者认为，“人们经常认为法律犹如‘破坏框架’，因为它割裂了正常的关系、实践和认同”。的确，法院在多数时候是与日常生活平行的——它安静地矗立在生活之外，冷眼旁观而并不介入，只有在正常生活被打破且亟需法律调整时，我们才会走进法院。一旦法院“闯入”生活，就意味着正常的时空秩序被打乱——出于修补秩序的需要，它将暂时性地搁置日常程序，转而以“法律时间”重组“生活时间”，以“法律空间”替代“生活空间”。因此，除了部分特殊的职业人群外，在普通民众那里，法院更多是用来远离而非亲近的。

　　很多人也表示，自己最开始走进法院大楼，内心是紧张和焦虑，甚至是不知所措的。这既是司法审判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也是法院建筑威严庄重产生的压迫。于是，我们看到很多法院往往会在大楼的底层设立专门的诉讼服务中心，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诉讼。选择底层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最大限度地拉近和当事人的距离，消除司法的神秘感和距离感。而另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也值得关注，许多诉讼服务中心都采用了米黄大理石作为装修材料。虽然无法揣测这是不是巧合，但是米黄大理石传达出的色调温馨、平淡柔和、亲切细腻，却是能够给人足够温暖感的，这显然是建筑上的一种有意安排。

　　法院大楼作为行使审判权的固定场所，推动着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具有着重要的法治象征意义。因此，研究现有的一些法院大楼，进而思考法院未来应该盖什么样的大楼，是一个卓有价值的课题。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