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济是指将社会海量、分散、闲置资源，平台化、协同化地集聚、复用与供需匹配，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创新的新形态。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分享经济，像一股热浪席卷全球。虽然我国是分享经济的后发国家，但凭借巨大的市场规模、广泛普及的移动终端和移动支付，分享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如上海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共享单车城市。可以说，分享经济的迅猛发展，正推动我国逐步从以往的模仿学习者向当前的创新引领者转变，当前最具代表性的分享经济模式——智能型共享单车——即可看作是这一转变的开始。
那问题来了：在分享经济的时代，对政府而言，一个好的引领者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是，分享经济的引领者，需要有长远的战略。“分享经济”追求的是“使用而非占有”，其最大好处是交易成本低、接近零边际成本和极高的资源使用效率。互联网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发现成本等交易成本，而闲置资源每一次使用的成本非常低，即所谓的零边际成本，这两大优势结合起来，最终大大地提高了闲置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些优势，让分享经济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根据《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数据，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到3.45万亿，到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为此，在分享经济成为各国经济增长新亮点的同时，各国政府也迅速做出反应，迅速制定分享经济发展战略，及时调整监管法规，以拥抱分享经济的姿态，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
当然，分享经济也会给城市治理带来新挑战，但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韩正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也提出来要“拥抱新经济，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因此，面对分享经济的负面影响，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分享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这是大的战略前提。只有在这一大的战略前提下，政府再主动作为，才能既可以防止“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同倒掉”现象的出现，又可以尽可能地放大分享经济的积极效应，减少分享经济的负面影响，促进分享经济的发展壮大。
二是，分享经济的引领者，需要有包容的理念。分享经济高速发展，的确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负面效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对合理规则的负面影响和对不合理规则的挑战。对合理规则的负面影响，是指政府、企业和市民在面对分享经济时，违反了一些正常且合理的制度和规范。如企业在面对共享单车风口时，存在一些非理性行为，与共享理念所倡导的绿色发展相悖，企业的过度投放，在不少情境中已经反转为资源的浪费；而市民对共享产品的使用时，也存在不遵守交通规范，随意停放，破坏二维码，把车上锁据为己有等不文明现象。对不合理规则的正面冲击体现在相关监管法规的缺失。包括缺乏相应技术规范、突破原有监管规则、改变原有经济秩序、引发新的安全隐患等方面。如共享单车对汽车优先交通管理的冲击；共享单车的安全隐患；共享单车的资金模式等。
短期来看，分享经济相应的监管和规范还未形成，其发展自然会有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这个阶段会遭到受冲击传统行业的反对，并发生一些安全和监管问题。但分享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这是大的战略前提，因此，作为创新引领者，在短期上需要有包容的理念。从长期来看，政府通常会很快进行法规和监管的补位，同时传统企业在认识到分享经济的优势后，也会主动转型，成为分享经济重要推动者。可以说，分享经济在短期野蛮生长后，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将会主动作为，最终让分享经济从无序到有序，让分享经济健康发展。
三是，分享经济的引领者，需要有创新的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外部性、市场势力、信息不完备和公共物品等影响因素的存在，而不能通过自由竞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此情况下，政府以产业政策作为工具干预市场以起到纠正市场低效率的作用。而霍布斯等人（1991）则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确存在着市场失灵，但主要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并不够完善，一些看似“市场失灵”的现象，实质上是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结果，其实质是“政府失灵”。因政府失灵导致的市场失灵，正是当前我们政府必须要克服和减少的。
而分享经济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的新事物，在某些方面自然可能会超越基于传统技术和传统思维的法律法规。这更要求我们政府要主动作为，要尽量避免“政府失灵”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出现，最好不要问题一出现，就往死里管，可以“等一等”，“看一看”。我们的政府可从促进行业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推动改革创新的角度出发，探索以“负面清单”和底线思维监管模式，“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以发挥市场在分享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