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先生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位研究党史的学者之一。先生已经“80后”，最近自编了一本《林蕴晖学术生涯》，成了我“五一”三天假期的第一读物。
林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南京军事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做资料员、助教、教员开始接触党史研究，厚积而后发，至八十年代后开始个人写作，有影响的作品多出自九十年代退休以后，这也是那一代学人的普遍轨迹。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直秉承的按照历史原貌来写历史的原则，也同样应用于对自己学术的描述上。比如，他毫不讳言地说，自己1950年代前期到1970年代末，“除做了一定的资料积累以外，谈不上有什么个人的研究，当时的思想基本上处在个人崇拜的框架内。”
之后，林先生逐步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学术之路，正如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所说，“林先生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位能够站在时代和思想的前沿，以独立精神对以往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和探索的学者。”
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出自党史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曾经的负责人之口，其中强调的正是当今时代许多学者欠缺的：时代前沿，独立精神，反思探索。我以为，这恐怕也是做任何事情，如果想有所作为，都需要经历的一个轨迹：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往哪里去，并且努力朝这个方向前行。现在的一些“权威”、“专家”，有的忘记了自己在哪里，有的则忘记了该往哪里去。就如林先生在《“一穷二白”说与共产主义空想》中引用的邓小平的话：“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恐怕也是值得几代人在奋斗中时刻提醒自己的。
《学术生涯》很厚，但相对于一本本读林先生的著述，仍是省时间的做法，因为林先生自己把这些著述“嚼了一遍”再给我们，除了可以了解内容本身，更能体会到作者本人的思想认知和意图，也就更有趣有营养。对新中国成立头七年的研究，是林先生的一个主项，单从他对高岗饶漱石事件三十年来的不同表述，就可以看到新史料、新论据如何推动了研究的深入。更难得的，他研究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还原事件，而是用历史观照现实。比如，在讲到《共和国年轮 1953》时，他在自我评述中说，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对1953年在共和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做了新的评说，提出：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举起右手拥护邓小平理论，又举起左手着力维护一九五三年对社会主义及其模式的固有认识，这就不仅在理论上陷入无法解开的矛盾死结，而在实践中必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发生动摇。有意思的是，林先生还专门用一页纸复印了龚育之对这段话的肯定，“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可见，这些学者是希望学以致用，而不是从学术到学术的。
可惜，这并不是一本真正意义的书，没有书号，我想可能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学术生涯”这类自我总结的集子，也可能是先生希望它读起来更加真实，不至有某些不必要的约束。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