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富人榜何时升级“500企业家榜”

　　《新财富500富人榜》5月4日出炉，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王思聪父子合计财富达人民币1982.6亿元（人民币·下同），重返第一宝座；腾讯CEO马化腾居次，财富达人民币1366.1亿元；第三名是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达人民币1256.6亿元。百度掌门人李彦宏则以人民币885.2亿元位列第五。（5月4日参考消息网）

　　这是一份“500富人榜”，围观的舆论和公众在意的不过是上榜众人拥有的巨大财富，津津乐道于首富位置的更替，某个富豪今年比去年财产上涨或缩水了多少。然而这本应是一份内地企业家排行榜，更需彰显企业家在去年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多少贡献，展现多少反哺公共利益的风采。

　　西方有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还有一种说法是，吝于为社会服务的富豪，身后进入天堂的机会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其实都是基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于财富的解读有了更多被赋予的社会意义，诚如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揭示的，个体会因为追求利益，而通过分工与交换，向他人提供各种服务，从而换取回报，经济人理性带来了整个社会运行效率与经济产出的双赢。但他同时又在《道德情操论》中，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

　　只谈道德不谈回报，当然不符合人的天性。然而唯利益论而放弃维系人与人共处的对应价值共识，就更可能产生互害型社会。有关企业伦理的讨论还在继续，焦点在于，企业到底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恪守不作恶的边界应当划定在何处？

　　显然，这不是针对某一家企业的拷问，更是拥有光环与荣耀的企业巨头们，所必须直面的共同命题。就如《新财富500富人榜》所指出的，其中许多上榜富豪财富的增加，更多得益于资本市场的收获满满，而这也就产生了某种认知与事实矛盾：这些富冠天下的企业家，究竟是用辗转挪腾的财技，以自身及企业利益最大化、却在某种程度上有损公众福祉的运营手段，从而获得了当下令人惊叹却无从谈起尊敬二字的财富增量？还是真的通过不断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创新，让大多数人获得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最终形成企业市场占有率和投入产出比的双双提升？

　　当然，这样的追问还要延伸到所有企业及企业家。如果企业无论量级，都不过是通过利用规则漏洞、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技术产品垄断来聚敛金钱，一方面标榜企业文化中的梦想、人文等耀眼字眼，另一方面干着最低级的信息欺诈、为假冒伪劣商品提供特殊通道等伎俩，最终必然会受到市场的反制和唾弃。当事富豪身上再多的光环，都不过是“也付笑谈中”。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多少曾经风云一时的企业折戟沉沙，多少比肩王健林的富豪黄粱一梦，他们各有各的际遇，但其中相当比例的富豪“死”于财富和成就感膨胀后的价值迷失，对于资本与经营投机的路径依赖。这样的故事是否还会重复，取决于今日的企业家们是否能时时自省、勇于纠错，而不是要与逐渐觉醒的公众群体、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消费主体赋权所对抗。

　　500富人榜何时升级“500企业家榜”？这只能由主动作为的企业家、切实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的政府、作为权利与监督主体的公众和媒体来共同作答。我只想提醒一句，企业家们答题的时间表需要拨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