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上海两会上，老龄化与养老服务问题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一个焦点。先是1月23日中午，市政协主席吴志明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上海市人口老龄化趋势将进一步加重，到2020年，本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达到36%，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将超过21%。随后在1月24日上午，市长杨雄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建设老年宜居社区，新建50家长者照护之家、80家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新增7000张公办养老床位，并在参加代表审议时表示，将在十三五期间调动更多社会力量和资源推进养老服务，建立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上海对于老龄化这一社会现象并不陌生。早在1979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就已超过了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在全国率先进入老龄化状态。老龄化的人口转变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我们不妨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架构，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及区域产业结构五个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对生产领域的影响。首先，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增长，意味着其他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下降，往往会造成劳动力数量不足和质量老化。固然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以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但这并非是无限替代和绝对线性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仍不时会构成一种现实的威胁，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今日仍不断励移民和实行宽松的外来劳工政策之用意所在。其次，老龄化进程一般也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上升，对于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影响总体是负面的。尽管劳动者知识、经验的积累和身心成熟，也会对劳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但根本性的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生力军在于青年。
第二，对分配领域的影响。劳动者在其劳动能力较强的阶段创造了大量物质产品，其剩余劳动所创造的用于养老的剩余产品则不能用于当时消费，而必须在失去劳动能力时消费。这中间就存在一个时滞和跨期的问题。所以老年人口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渠道是间接、迂回的，而且往往需要依托于代际关系内的转移支付来实现。不管养老费用来自家庭还是社会，其实质都是一代人用其创造的产品和劳务换取下一代为自己的养老提供产品和劳务。下一代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基础设施是上一代创造的财富，他们在生产过程中运用这些财富并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更多财富，由此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如何保证这一跨期代际再分配的公正，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
第三，对流通领域的影响。一方面，商品市场上适应老年人吃穿用的各类商品需求量大增，不适合老年人需要的商品份额将相对减少。另一方面，服务市场上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设施以及社会化服务项目也将大幅增加，特别是对于老年住宅、老年医疗保健设施、老年交通设施、老年文化娱乐设施与其他各项福利设施，以及家政料理、送餐、洗澡、理发、接送、陪伴、维修等生活服务都会有更大的需求，这将对经济结构的深化和服务经济的发展方向起到牵引作用。
第四，对消费领域的影响。其一，老年人在生理上进入了衰老阶段，导致其活动范围和活动频率有所下降，因而在饮食方面的需求较之其他年龄段大为降低。其二，老年人在社会角色上的转换会导致原有的附着于这些社会角色的相关消费需求下降。其三，老年人闲暇时间的增多会大大降低其享受文化和精神方面的休闲活动的成本，进而提升这方面的需求。其四，老年人具有相对节俭的消费习惯，这使得他们的消费水平未必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同比例提高，随着老年群体在社会人口结构中的比重上升，可能会使得社会总需求中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趋于衰退。老年人不易于接受新产品或有旧不买新，对于产品的买卖置换和交易活动不活跃，进而固化了这一群体的消费结构，在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这有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整体固化，不利于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不过，随着老年自身文化程度的逐代提升，现代老人的消费观念的改变也是可以预期的。
第五，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带有显著的地区差异，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龄化速度的快慢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的快慢相叠加，可以大致勾勒出若干具有不同特征的老龄经济区域。一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老龄化程度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包括上海在内的若干沿海省份为代表，这叫做“既富又老”；二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老龄化程度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一些较具内生发展能力的省份为代表，这叫做“人口红利”；三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程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中西部一些省份为代表，这叫做“不富不老”；四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老龄化程度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一些发展较慢但劳动力大量流出地省份为代表，这叫做“未富先老”。
如果将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可以发现，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上海、浙江、天津、北京、江苏等地区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主要得益于这些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较高，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条件，城市的集聚功能使就业劳动力规模相应扩大，反过来推动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而城市化发展中不断迁移流入的年轻劳动力人口使得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具备了较好的劳动力基础，但同时也使城市人口中不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失业人口增多，这又对就业率水平产生消极影响。
上海未来人口高龄化的发展，将明显地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性，进而影响上海今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面临着两个向度的要求：其一是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度化，即向第三产业转移；其二则是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涵，改变大量向第三产业中低层次、低技术含量服务部门转移的状况，加大劳动力向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和高技术、新型服务行业转移的力度。这将对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当然，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通常也因其优越的条件而使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程度较深，这使得这些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迁移或流动人口的增多，促使城市化水平继续抬高，这也会使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结构向适应老龄化社会的方向调整。普遍的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人口的逐步减少，进而，一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受到影响；另一些地区的劳动力因流失而不足，使得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放缓。十三五期间的上海，将会面对这方面更加严峻的挑战。如果说老龄化将是本世纪内长期持续的一个趋势，那么，能否在政策调整的过程中真正贯彻开放发展、协调发展的理念，协同人口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就将是我们能够妥善应对这一挑战、平滑相应风险的关键。（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