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河南信阳市盐业管理局财务科副科长黄鸿雁从办公楼6楼跳下，当场身亡。事发后，当地公安机关介入调查，警方在黄鸿雁家中发现遗书。遗书大意为其多年来对单位尽职尽责，未给单位带来麻烦。因为常年多病，消极弃世。此外，在自杀前，黄鸿雁留下了500元党费。（1月5日《大河报》）
53岁的黄鸿雁不堪病魔折磨跳楼身亡，令人痛心惋惜；而在自杀前留下500元党费，更是令人动容。跳楼身亡留党费，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个现实问题：“安乐死”何时合法化？
2012年11月17日新华网报道，重庆彭水县一男子不愿见母亲忍受伤病痛苦，禁不住母亲再三请求，将敌敌畏递给母亲助其“安乐死”。之后，彭水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3年。
相比重庆这位母亲，黄鸿雁之死更加凄惨，居然要用跳楼的方式结束生命。其实，人固有一死，“安乐死”何尝不是一种死法？社会普遍认为，“安乐死”至少有四大好处，有利于节约稀缺的医疗资源、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减轻患者痛苦及其家人的经济负担。放眼世界，不少国家已经让“安乐死”合法化，比如荷兰、比利时。中国是否应该适时让“安乐死”也合法化？
“安乐死”的立法之路，中国进行过多次尝试：1988年，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我国定义的“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为了“幸福”，为了“无痛苦”，提前结束本已垂危的生命、安乐地死去，有啥不可？
天大地大，生命最大。黄鸿雁和重庆这位母亲或许远远未到“安乐死”的时候，但是，在患者、家属和医生等几方面都认可“安乐死”的前提下，我国法律是否也要与时俱进？“安乐死”的实质，说到底也是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中国到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