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则新闻因司法与伦理的困局而引起公众极大关注。一是父母想结束一岁多孩子的痛苦，申请安乐死被拒绝；二是白血病患者陆勇为上千病友代购药物，以涉嫌销售假药罪被抓。情与法相冲突，我们该何去何从？
谭敏：至情至理 侃侃而谈 唐金凤：金玉良言 不平则鸣 王睿：长得漂亮 唱得响亮
法不容情 法亦有情
法律刚性 执法人性
唐金凤：白血病患者“代购”廉价药，目的为减轻病友痛苦；父母含泪求医生“安乐死”，也是为了让孩子少遭罪。两案例善意满满、动机纯粹，却未能收获温情结局，令人喟叹之余，折射了现实医疗制度和临终关怀方面的局限或不足。老百姓“望药兴叹”的背后，是医保瓶颈之困；安乐死难以落地的现实，凸显了当前医疗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局限性。
须承认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医疗、法律制度层面确实尚不健全，不少老百姓身陷吃药贵、买药难的困境，而立法层面的滞后又堵死了“仿制药”这条本可给患者带来希望的大门；从价值判断，安乐死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但要上升到立法层面，又与我国当前医疗条件和社会环境不符。其实，在社会剧烈转型的大背景下，相关保障和制度配套跟不上社会发展节奏的现象并不少见，类似的情与法冲突也还会再出现，甚至会换一种姿态、变一种形式涌现。
王睿：情是绕指柔，法是百炼钢，古今中外皆然。类似情与法的冲突由来已久。2007年，美国一对夫妇的幼女患有先天性脑疾，为避免她长大后面临更多生理上的麻烦，这对可怜的父母只好“适时地冻结”了他们的女儿，使她成为不再成长的“枕头天使”，但他们的做法引起巨大争议。当初为小女孩实施手术的医院更触犯了华盛顿州的法律，事件一直到现在还被学界当作经典案例来讨论。而我国古人早在数千年前，已经明白司法和人情的直接关系。敦煌出土的唐代初年的判词中已有“论法法不可容，论情情实难恕”的惯用语。而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揆之法意、揆之人情”、“于法意人情”、“揆之条法、酌之人情”之类的词句不胜枚举。由此可见，情与法的矛盾，历史悠久，一直难以调和。
谭敏：虽然古往今来无数案例证明着法与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现实中，情与法之间不仅仅只有冲突，也相互交融。许多司法原则就体现出了法中有情，比如，亲亲相隐，对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的，法律不加制裁或减轻处罚，这个原则就体现出了法律对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亲情的尊重和理解。而且，在执法过程中，法律也并非冰冷，哪怕罪大恶极的犯人，也保障和尊重其基本的权利，给予必要的人性关怀。从这个角度上说，法中有情，法能容情。
法律刚性 执法人性
唐金凤：两个案例曝光后，社会反响热烈，不少人痛陈“未能灵活执行”的法律条款，把僵化、死板的帽子扣在法律法规身上。但话说回来，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的出炉并非儿戏，其颁布程序极其严格，且多建立在实践、试点基础之上。就拿这两个案例来说，药价虚高却不通过药品强行仿制立法，目的是为保护药品研发的知识产权，激励药企研发、生产更多好药妙药，从而保障更多民众的健康安全；至于安乐死，从1994年开始至今，基本上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交“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但至今仍迟迟未予立法，原因很简单：在医保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因无钱医治而不得不放弃治疗而等死的现象不在少数，一旦法律允许安乐死，负面效果不堪设想。
我国是法治国家，法律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准则，司法公正是第一要义。我们应该维护“代表着多数人利益”的司法准则，让其根植于公民的内心，情让路于法。
王睿：法律的框架固然需要遵守，但法律不外乎人情。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需要有一颗柔软的心来调和情与法。就拿陆勇一案来说，在现行的医疗法律法规的框架下，陆勇代购、销售假药显然是突破了法律的底线，但是从人情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当前进口药物畸贵，国产药又尚且空白或者药效不到位的情况下，陆勇的行为实实在在地挽救了不少危在旦夕的生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正面的能量？因此，我们的司法能否就每个不一样的案例进行区别对待，体现法律的正义。
谭敏：法律是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利器，可是，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如何平衡情与法却是一门精巧的艺术。尤其中国现阶段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各方面都在进行深刻变革，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使传统的价值观受到极大挑战，各种社会价值观的碰撞和冲突凸显，贫富分化，社会矛盾集聚，在这种情况下，情与法之间也更容易陷入不易调和的现实困境。
善治之路 尊重人性
唐金凤：我们常说“法不容情”，法、理、情真的不能融合或统一吗？国外的一些司法实践却给出了否定答案。如印度早早通过药品强行仿制立法，非但没有扰乱药品研发市场，反而对早已凌乱的仿制药市场进行了整肃，降低了研发费用或专利使用费；也有像荷兰和比利时这样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但都是基于完善的医疗保障、救治配套以及“手段必须是医学方法”等规定之上。
法理并非天然冷血或无情，只是其修改或调整确实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成熟的条件。
谭敏：从国外的案例不难看出，法律条文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许多法律条文也是历经了多次的修改与补充。比如，现行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此前也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法律是一种能反映全体国民意志和社会文化习俗的行为规范。当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法律也会适时做出调整。说到底，法治的终极关怀在于尊重人性，法与情之间的融合也在于尊重民情。
从这个角度上看，陆勇式的法理困境，患儿父母的心酸之举，不仅仅是法律的问题，更是对现实的追问。陆勇背后是一群一药难求的白血病患者，天下也没有想置孩子于死地的父母，重视他们的现实需求，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才能为解决法理与伦理的冲突提供一条善治出路。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