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季”随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开出而收官落幕。但该奖项最难预测也充满争议——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例外。
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此人具有英美两国国籍，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迪顿并不在于预测机构的名单上，但这并不影响全球舆论场开组马力对其进行“后知后觉”的解读。颇有些争议的是，此奖和其他“血统纯正”的奖项不同，而是1968年为庆祝瑞典中央银行建行300周年而设立，1969年首次颁发。因而，该奖的真正名称是“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于该奖，诺贝尔的后人颇不以为然。诺贝尔的曾侄孙彼得·诺贝尔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曾说：“这个奖经常授予金融市场的投机者。”他认为，这完全不符合诺贝尔设奖的初衷。
不过，有争议的经济学奖折射了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复杂性，反而更为接近全球化语境下市场和治理的真相。大凡专业和敏锐的经济学家，若能客观揭示市场的规律并能提供破解市场困扰的线索或思路，均应受到尊重和奖掖。因而，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许不契合诺贝尔本人的愿望--在传统上也不那么“根正苗红”，却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最能把准时代脉搏的奖项。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学奖侧重鼓励新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如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多次获奖。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将则适应全球市场和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期望有疗治全球经济沉疴的宏观经济学药方，因而侧重解决“问题”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者容易擒得此奖。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危机给经济学家赋予了新的使命，即不能沉湎于理论化的“主义”更需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2015年是全球市场难捱的一年。因为美联储一再推延加息意味着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日欧还在重复美式量化宽松（QE）的老药方救经济，中国经济新常态通过股市汇市拉低全球市场信心。新兴市场则如惊弓之鸟，对来自中美日欧四大经济体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造成伤筋动骨的反应。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愿景更为渺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甚至调低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长率。
对此，主要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并无多少办法。无非是通过货币政策的宽松释放流动性来解决问题。显然，这种方式简单粗放，治理者紧盯数据而忽略问题的本质。当全球主要经济体用同一种货币政策宽松来拉抬本国经济的相关数据时，由此引发的货币连贬效应，自然会引起全球贸易的紊乱。同时，也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的失效--衍生全球能源和大宗散货价格的低迷。
空谈主义和理论的经济学不合时宜，格局太小的精算式经济学模型也遭遇了挫折。套用诺贝尔后人的说法，全球经济治理者成为“金融市场的投机者”。
后危机时代，亟需一种涵盖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既要讲“主义”也能解决“问题”的经济学新思路。迪顿似乎给出了答案。虽然很多人称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奖项颁给了新凯恩斯学派，称迪顿是微观经济学家。但该院表彰迪顿的理由是，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
费、贫穷和福利这三个主题词可谓正本清源。没有足够的消费数据支撑，美联储不敢加息；13亿人消费潜力难以释放却又外流，则是中国式困扰；偏执于提振通胀率又一直提升消费税的“安倍经济学”陷入怪圈；内需不足却又遭遇高福利困扰的欧洲...消费力显然不是靠量化宽松刺激的高通胀和高经济增长来实现的。消费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就业率企稳和稳定的收入，以及健康的社保制度--并非国家全包的欧洲高福利制度。
美国、中国、欧洲的就业率、社保制度健全吗？奥巴马总统还在为历届美国政府视为畏途的医保制度而努力，中国社保制度只是初始草创，欧洲高福利制度则衍生出主权债务危机。社会权利保障机制的缺陷和不安全感，导致个体消费行为的不确定性。
迪顿对消费、贫穷和福利方面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给出的具体答案，而是给处于困境、困扰的全球治理者的棒喝警醒。一是不管采取何种危机治理，消费、贫穷和福利都应是根本之道。三要素构成了社会治理和市场治理的理性基础，三要素先天不足，难以保障社会公平和确保经济康康稳定发展。二是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者，应立足本国，补足三要素内功，而不是简单地采取同质的货币刺激手段，或通过粗暴自利的货币战和贸易战来祸水外延。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