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在1月1日启动，这是自2014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选。为避免“仕而优则学”的“官本位”，此次两院院士增选，两院均要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1月7日《新京报》）
“官本位”在学术科技界的循环，实际上是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仕而优则学”，权力膨胀欲望，转身去挤“院士”、“教授”、“研究生导师”等头衔；另一条路径则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媒体报道的数十名教授去竞聘学校的一个处级岗位就是最生动的写照。为何如此？背后的症结就是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人民日报》2010年8月20日报道的调查显示，52.4%的科学家认为管理过度行政化导致科研人员缺乏主体地位。
“官本位”在学术科技界的弊端已众所周知，但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官本位”渗入学术科技界的来源入手。正是因为长期的“学而优则仕”，从而赋予了领导重要的无形资源和广泛的社会认可，从而更容易获得各种资源。“学而优则仕”累计到一定程度，各种专家、评委中的大多数，在本质上就都是“仕”而不是“学”了，这时候“仕而优则学”也就有了土壤，有了成功的可能。所以，遏制“学而优则仕”与遏制“仕而优则学”应该同等重要，而遏制“学而优则仕”更应该逻辑在先。
当官与搞科研能否兼得？道理很简单，搞科研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安静而纯粹；当官，本身就是一项琐碎而浮躁的事情，不仅要解决单位的事情，解决自己的事情，还要解决别人的事情，“行政事务缠身”不可避免。看一看我们身边那些“学而优则仕”的领导，还能经常在实验室、图书馆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吗？“学”只不过是在吃老本而已；而那些“仕而优则学”的领导，本就没有“学”的老本，加上忙于行政事务，又怎么可能还“学而优”呢？
在中国科协2005学术年会上，时任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就直言：“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既然当官与搞科研不能兼得，就应该划清“学”和“仕”的界限，推崇“学而优则仕”表面上是重视人才，实际上还是害了“学”；允许“仕而优则学”，“仕”就必然去巴结“学”，所谓的“仕而优”本身也就是假的，“学”更是假的，既害“仕”，更害“学”。
要让“学”真正专心治学，就必须要让“仕”真正专心为科研工作者服务。要让“仕”真正专心为科研工作者服务，就必须把话语权还给“学”，就必须让专家、评委是真正的“学”，而不是亦官亦学的“半吊子”。所以，我们应该坚持遏制“学而优则仕”与遏制“仕而优则学”并进的道路，斩断交叉衍生的可能。对那些已经“学而优则仕”的“仕”，要么留在“仕”上而退出“学”，要么回归“学”而退出“仕”；对那些已经“仕而优则学”的“学”，更应该在好好检视他们成果与学术道德的基础上，让其“学”与“仕”二选一。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导向，但还不足以对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拨乱反正。那么，对两院院士来说，能否增加“担任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院士原则上不再享受院士的称号与待遇”的规定呢？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