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召开群众会，大家一致要求有关部门对坤坤进行隔离防治，(让他)离开这个村庄，保障全村群众及儿童的健康。”村主任何其在村民小组会上说。近日，在四川省西充县某村，200余位村民用写“联名信”的方式，欲将村里一位患有艾滋病的8岁男童驱离出村。8岁男童名叫坤坤，2011年，坤坤因摔破眼角住院治疗，家人那时才得知坤坤携带艾滋病病毒。按照医院的检查，坤坤在母亲肚中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7版）
刚刚过去的12月1日，是第27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仍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半个月之后，再来看接踵而来的驱逐患“艾”男童事件，我们的心情不能不是五味杂陈的。
我不知道，对于那些联名上书试图驱逐“艾”童坤坤的村民，怎样来评价他们才是合适的。联名上书来驱逐“艾”童的方式，显然是“多数人的暴力”，是一种伪民主下对个人权利的粗暴侵犯，但是，正如作家苏珊·桑塔格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驱使他们做出如此举动的，仍然是一种对于艾滋病病症的深深误解。以村民的目光来视之，艾滋病不仅是一种包含犯罪感和耻辱感的疾病，也可能是一种容易感染的绝症。由此，方有了他们简单且粗暴的联名上书。
我真正忧虑的是，就算当地的村民表现出可贵的包容品质，“艾”童坤坤就能获得一种足以生存的现实保障吗？答案显然存疑。至少从新闻的内容来看，坤坤父母常年不在其身边，甚至拒绝承担对其的抚养义务。至于当地的乡政府，应该说也做到了力所能及。不仅从2012年开始就对坤坤所有的治疗费用进行全部报销，一直以来还以现金的方式对其进行生活补贴。但一切依旧还不够。对于8岁“艾”童坤坤来说，当下他最需要的，是正常生活和受教育的权利，但这些他触手难及。
从这般意义来说，“艾”童坤坤无疑首先是一个无辜者，因为他在母腹中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这是他所无法左右的命运。如此的无辜情状，可能是大多数农村人患上艾滋病的共同原因。但如果把观察的视野拉得更长一些，“艾”童坤坤更是一个被抛弃者。抛弃他的不仅是村民群体，还是对于农村艾滋病病人的权利性救济乏力。或许地方政府能够在物质上提供最大可能的帮助，但在权利的维度上，它所能提供的仍然相当有限，因为此种有限，坤坤甚至不得不被村民嫌弃。
必须要有人为“艾”童坤坤的命运负责，必须要更深刻地打量到人群中孤独的农村艾滋病患者。当村民在驱逐患“艾”男童时，其实是在驱逐一种天然的恐惧。要让如此“原始”的行为不再发生，加大农村的艾滋病常识教育，自然不可或缺。在此之外，关键的是，努力为农村艾滋病患者提供一种稳定的生活安排，不至于将他们推向被人驱赶的境地。新闻说，当地乡政府表示希望能找到一家机构收容坤坤，然后给他提供治疗和教育，其实这样的“收容”，最应该由国家力量来做。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