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英国教育大臣尼克·吉布批评英国的“进步主义教育”理念，提出英国学校应该重拾中国的“全班教学”方式。其实中国基础教育的“吃香”由来已久。美国三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去年通过亲身采访考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上海的小学办得好”。由于上海的PISA 分数两度开花，今年初英国教育大臣和南非基础教育部部长前后脚带团来沪“取经”，英国干脆送来70名小学数学教师在沪受训。
一方面是国内基础教育来自异域的叫好声，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坊间关于国外中小幼学校和家庭的教育观念和孩子们的幸福生活俯拾皆是。暂时无缘到国外求学，则国内的国际学校和国际课程学校成为追逐的热点，仅今年新学年初，哈罗公学、惠灵顿学校、北京鼎石学校等一批“高大上”的私立国际学校开张，受到热捧。甚至近日微信之上“抄”来的一段关于数年前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受访时的文章，着实火了一把。在采访中，丘成桐对“中国学生基础教育好”一说提出质疑，认为美国学生的基础知识绝对不逊色于中国学生，相反要强很多。
关于中西方基础教育的对比远远超出了教育界，许多家长无比困惑。现实实践往往庞杂芜乱，许多地方追求的教育国际化就有简单化倾向，比如学校建筑及环境的“欧化”；国际化就是国外高中/大学的预备教育；引进外国民俗文化活动，圣诞节、感恩节、万圣节交替热闹。类似的还有国际学校或国际课程项目的“中国文化教育”，就是把书画京剧等拼贴到课程体系中。
基础教育涉及到许多领域、许多视角，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无论我们对西方教育的理解、还是西方对中国教育的理解，仍旧如盲人摸象。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故事，拥有越来越多的体验，但是更多的局部不等于能拼成整个大象。我们对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意义、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定位、对国际教育名义下的乱象的规范，以及对西方教育冲击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担忧，显示出许多复杂的心态；进而，对我国基础教育的不自信或自信，也多半是盲目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教育需求的多元化和差别化已经不容忽视。将上海学生获得优异的PISA成绩，和越来越多家长选择在初中及以下学段为孩子接轨国际高中做准备这两个现象放在一起，不难发现一个反常逻辑：不少学生选择从“PISA高成绩”国家向“PISA较低成绩”国家流动。这里不仅涉及PISA能否代表基础教育整体水平的问题，以及投资国际基础教育以获得更多回报问题，更显示出越来越多家长在升学选择中，开始采用不同的教育价值观而不仅仅是追求学业成就来考量孩子发展的取向，比如对中国某些教育传统的不满：重考试轻素养、重练习轻探究、重讲授轻自主学习、重服从轻相互尊重、重竞争轻合作，等等。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期待多样化的基础教育，中国的基础教育也需要在多样化的发展中适应现代社会人才个性化的要求，这显然是我们的基础教育继公平和优质以外的第三个重要追求。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在国际的、开放的视野中继续扩大和深化基础教育的国际交流，尤其是亟需开展对于跨文化情境中各种教育理念和实践的规范研究，在深入理解中西教育体系的文化价值观、话语体系与具体的教育理论、教育体制及课程教学模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理性地定位我国基础教育的核心问题，促进我国基础教育的公平、优质和多样化发展。通过深化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摆脱简单化的“中学西”还是“西学中”或是“东西互学”的二元思维，充分关注在中西教育比较和教育国际化中的一些隐性的问题，如基础教育的价值观、基础教育领域的话语体系以及基础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间的协同等，借以有机融合中外教育优秀经验的行为，为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提供丰富的养分，打下扎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与终身教育处）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