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定“烈士日”就要到来，我们对于先烈的崇敬之情和感恩之心日渐浓烈，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英雄主义都是实现伟大梦想的灵魂，更因为面对对于历史的淡忘特别是对于先烈的那种流蜚，我们尤其要有所警觉。
事情似乎是从“戏说”而始——先是江南地方，有新编小说《沙家浜》面世，阿庆嫂这个地下交通员，既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胡司令睡觉，又做了“泰山顶上一青松”的郭建光的情妇，新四军的浴血抗战，被“解构”成土匪流寇，共产党人这个“中流砥柱”，被戏谄成草莽江湖。这样的“戏说”，当然激起了民愤沸扬，但竟也让人看出了“畅销”的“商机”，于是某地便来播新编电视剧《杨子荣》，我们的侦察英雄，居然与土匪头儿“共用”一个情人；某地又来上演新编话剧《红岩》，那叛徒甫志高，竟当着千百观众的面，用极为下流的语言调戏被捕的江姐，粗鄙之外，亵渎已无以复加——某些文艺作品尽行“戏说”甚至“胡说”的同时，关于先烈的飞短流长，那些令人笑不出来的“段子”，在网上流转，在坊间流传，甚至还上了公开发行的媒体，比如刘胡兰临刑，说的不是“俺就是共产党员”，而是“俺舅是共产党”，又比如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那一刻，高呼的不是“为了新中国，冲啊”，而是什么“再不要相信河南人”，等等，一片“戏说”之间，把洒满鲜血的革命战争，化成了轻佻的笑谈，将舍生就义的革命先烈，“漫画”成可笑的角色。
当然更有并不“戏说”的，近年以来，似乎“戏说”还不过瘾，便有进行所谓“严肃的考证”的——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本是“散兵游勇”，因为“要吃要喝”，才激起了村民向日寇告密，于是才有了围剿。又说英勇跳崖而牺牲的其中三人，其实早已被打死，只是日寇将其尸体丢下悬崖而已！这样的“考证”，根据何在呢？据说只是依了一个再也找不到的“老先生”的“描述”，而当地尚存的老人尤其是幸存的壮士之一葛振林的亲历亲睹，却完全不闻不问了。对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诽谤和诋毁，已经被告上了法庭，无中生有的“考证”必然会得到应有的追究。又比如说刘胡兰的死因，在她牺牲60年的今天，居然有“石破天惊”的“博客”在网上流传，说刘胡兰并非死于敌手，竟是被“颤抖的乡亲们”铡死的。“博客”出笼没几天，云周西村两位当年在现场见证牺牲的老人，坚称完全可以证明胡兰子的死因，可是有谁去采访过他们呢？被那条“博客”指为可以“作证”的村支书，更是矢口否认有人找过他！这样的谎言，其实一看就是杜撰的，然而为什么还能在网上你转我贴呢？可见并非“戏说”那样的简单，可见并不只是博人一笑啦！
“戏说”也好，“胡说”也罢，据说都只是一种“解构”，然而却更有“重构”的。“重构”什么呢？就是在把先烈们“拉下神坛”，甚至踩在脚下的同时，一些反派人物，却又被捧到了天上——比如一个汪精卫，尽管说要“重新审视”，但一顶“汉奸”的帽子，毕竟不那么好“正名”，于是便有高人出来“分析”，说汪的“心路”，有着“独特的曲径”，曰其有“自毁”性格，就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吧！所以不惜独立扛上“汉奸”罪名，执意要“闯虎穴”。汪之少年，不是行刺过清摄政王么？所以这种“甘为釜山柴薪，燃烧牺牲，造就革命胜利焰光”的“心理特质”，竟然“一脉相承”——“心路”之尽头，是汪精卫的“自我牺牲决心”，是他何等关心敌占区人民的疾苦，认为沦陷区的民众没有一个与日本人“沟通协调”的“中国人政府”怎么行，所以他来“担当”。你看拿一个汪某人，真“分析”出一点“牺牲精神”，几乎可以还他“清白”了！
当然远不止一个汪精卫。刘文彩成了“善人”，只讲他办过学，赈过灾，全然不讲他的剥削尤其是这个“中将清乡司令”手中包括共产党人萧汝霖在内的九条人命；马步芳成了“圣人”，只讲他搞过绿化、建过公路，一笔勾销这个杀人如麻的恶魔曾一次将西路军6000将士尽行活埋，还拿毛毯裹着尸体去南京领赏的罪行；至于张灵甫，更成了“战神”兼“情种”，只讲他作为一名低级军官曾上过抗战战场，尽行隐去他将抗日的新四军将领砸棺悬尸的恶行，只讲他“柔情似水”，矢口不提他的杀妻之暴，甚至连他在孟良崮明明被毙，也一定要说成“成仁”的“自尽”……
在对待先烈的问题上，看来真不仅是一个“戏说”而已，没有那样简单——我们面对着林林总总的云遮雾罩，头脑也不宜简单化，只有分析好这种种怪状的深刻成因，才能重新高扬英雄主义的旗帜，才是对先烈英灵最好的纪念和传承呵！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