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震在微信朋友圈发表声明称，将放弃硕士研究生导师职务，以众筹的方式开办私塾书院，用于进行纯粹学术的探索。黄震表示这“其实是对教育模式的一种探索”，希望各方能对不同意见和做法多一些宽容和包容，允许试错探索。（8月31日《新京报》）
黄震教授请辞硕导、将开办私塾学院，作为一种教育探索，虽结果难料，但其敢于探路的姿态与精神，值得称赞。尤其是其“因个人学识、能力和时间有限，指导无方，为避免误人子弟”的真诚表态，更彰显出一个学者严谨负责的应有品格。
从报道来看，黄震之所以请辞硕导，开办私塾学院，其实有两个目的，一是探索不同于传统高校的办学与培养模式：通过众筹途径以私塾模式办学，且招生纳徒要行跪拜之礼；二是“希望能纯粹地研究学问，不带功利性”。培养人才，进行学术研究，是研究生教育的本来目的，但如今，黄震避开原有路径，另辟新路，恰恰表达了对固有培养模式的失望，颇为讽刺。
之于前者，虽说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高等知识人才，但现实却难孚人意。就笔者作为一名研究生的经验来看，高校研究生培养中，除了黄震教授提到的“一名教授带十几个学生”导致的学生与导师接触少、直接学到的东西少外，还有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的问题。譬如，以笔者所在学校的近现代史专业为例，本来，研究生大部分课程应该在研一完成，但到了研二，课程仍然排的很满，而且竟然还有一些本该在本科就该开设的通识课，这显然与研究生培养的“精专”定位有所抵牾。研究生阶段，主要任务便是广泛阅读，训练学术路子，而非像本科生一样按部就班地上课听讲记笔记。窥一斑见全豹，全国其他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状况或也并不乐观。黄震辞请硕导，就是鲜明脚注。
至于黄震开设私塾书院的另一个目的——纯粹地研究学问，笔者也深以为然。“身为硕导十余年来，感觉学术环境和学风变化很大”。诚哉斯言。学校浮躁风气下，学术已不再是一项事业，而变成一个个由课题费支撑的“项目”，项目而非事业，就必不可少的会有绩效考核，也就与职称、待遇挂钩，学术研究被熙来攘往的名利场裹挟，自然也就不再纯粹。
而其关于开设私塾书院进行学术研究的想法，也正是为了补救这一弊病。远离名利与躁竞之徒，平心静气坐稳冷板凳，才是做好学术的正路。实际上，黄震开办私塾书院进行学术研究的尝试，也符合钱钟书对学术研究的定位，“大抵学问皆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私塾书院虽不比荒江野老的清幽环境，但至少比风气芜杂的校园干净得多。唯有置身于清净环境，才能做得出好学问。
不可否认，即便黄震辞去硕导、开办私塾的夙愿实现，在身份上他仍未脱离学校，但他对固有教学与学术体制所做出的突破努力，已属难能可贵。虽身在淤泥，仍心怀莲花，这是冀求改变者的现状，也是突破固有教育与学术体制应有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黄震教授值得所有人尊重。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