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舆论场上正出现一个“好话循环”：老百姓希望听到政府官员多说说怎么给我改善民生，政府官员要积极回应老百姓这一最深关切，媒体则喜欢挑选改善民生的积极信号做重点传播和放大解读。三方不用商量，配合默契，营造了一个弥漫着改善民生“好听的话”的舆论氛围。
这是好事情，让我们更重视改善民生。但再重要的事情，也经不起过度放大。尤其是党政干部这一边，如果只是拼命地讲“我怎么给你改善民生”，固然可以赢得一时最热烈的掌声，却忽略了很多也需要对公众讲的、“不那么好听”的话。
归纳一下，政府应该对公众经常讲“四件事”：
一是“政府要做什么”。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样重要的还有半句话：“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今各级政府都在大刀阔斧地简政放权，但“放”和“管”要一起来，“减”与“加”得同时做。政府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环境保护、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要做很多。把自己要给公众做的事情，及时、耐心、有效地讲给公众听，是各级政府首先要做好的必修课。
二是“政府应该做但暂时还做不到什么”。公共服务千般事，样样要做，但很难一夜间全部到位。深化改革万种难，攻坚克难，总有个轻重缓急。政府面对公众，不仅要讲“我给你做什么”，还要讲“暂时做不到什么”，讲“为什么暂时做不到”。是因为自身工作不到位，还是受客观发展条件的限制，亦或要把诸多事安排个前后次序，凡此种种，政府需主动、坦诚跟公众“交底”。
三是“政府不应做什么”。如今强调政府的职责意识、服务意识，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大包大揽。恰恰有很多事情，原来大家都习惯让政府做，现在转而交给市场了。一个负责任的现代政府，不应是一个对公众“有求必应”的政府。因为政府职责的边界必须厘清。政府遇到职责所系之事，就必须做，一时做不到要跟公众说清楚原因。政府职责之外、应该由市场解决的事情，即便公众有求于政府，政府也不宜“好心越界”。
四是“政府希望公众一起来做什么”。面对中国改革发展的诸多难题，各级政府担负着首要职责，而公众也不能袖手旁观。谁想做分享者，就应先做参与者。现在强调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治理”与“管理”的最大不同，就是参与治理的主体更多样。大到大气治污，小到垃圾分类，都需要公众不仅监督政府怎么做，也把自己的一言一行摆进去，做积极主动的参与者。
这四件事，目前看，我们各级政府、各位党政干部，对第一件事讲得比较多，对后三件事讲得比较少。一个重要原因是，讲“我给你做什么”，比较容易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掌声，社会反响积极;而讲“一时做不到”的、“我不能做”的、“你得和我一起做”的，如果讲得生硬，很容易引起公众反感，以为你这个政府官员在推卸责任。如此下去，久而久之，众口叠加，我们的舆论场就不知不觉地失衡了。
把这些话实事求是地讲给公众听，才能让公众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改革发展的目标、努力、收获、差距和局限性，了解改革发展之任重道远，了解改革发展成果之得来不易。也才能让我们的舆论场上更多些理性和建设性，更多些对政府作为的准确监督，更多些体现全体人民一起努力奋斗的共识与合力。▲(作者是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研究员、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