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上海市高院院长崔亚东日前表示,近几年,上海法官人才流失严重,除了办案压力大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于生活职级待遇方面的压力,“尤其上海年轻法官,参加工作几年之内,结不起婚,买不起房子,而与此同时社会上的诱惑很多。”崔亚东说,在强调从严治理队伍的同时,应该解决司法人员生活上的后顾之忧。(3月12日《北京青年报》)
一提到给公职人员加薪,通常的理由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哭穷说”,即公职人员的收入与某某群体相比相差太多,不加薪对公职人员不公平,也容易导致其心理失衡云云;一种是“诱惑说”,即公职人员收入过低,则其面对行贿者的金钱诱惑时,就很难把持得住。
处在这样一个把收入水平作为评价成功与否的社会,当某一群体的收入与其他群体相比相差过多时,引发该群体一些人的心理失衡,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但是,心理失衡是一个心理问题,在金钱的诱惑面前把持不住却不是心理问题,而是法律问题。而且,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一些坚守清贫两袖清风者的存在了。
既然如此,拿“诱惑”来说事儿,作为给公职人员加薪的理由,要么是其逻辑思维能力有问题,要么就是其背后的动机有问题。而且,其中似乎暗含着某种以此相要挟的意味——你不加薪,就别怪我把持不住啊!
问题是,加了薪,面对金钱诱惑就把持得住了吗?很多行贿者因为有求于人,出手往往都很大方,大案要案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贿赂款,试问法官们的薪水要加到多少才抵挡得住如此诱惑?所谓诱惑,就是能让你轻而易举得到你平时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只要你手中权力有被金钱影响的可能性,诱惑就必然存在。
仅以工资收入而论,“哭穷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很多公职人员,尤其是基层公职人员,收入不算高,很多人靠薪水也确实是很难买得起车和房。所以,不时响起的给公职人员尤其是基层公职人员加薪的呼声,遭遇到的反对声音并不大,而且,即使是反对的声音,反对的也不是加薪本身,而是公职人员工资之外不合理的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是非法收入。
其实,若想让给公职人员加薪的呼声不致招人非议,既不用“哭穷”,也不用强调什么“诱惑”,而是要让公职人员的收入更加透明化。因为,只有透明了,公众才知道公职人员们的收入到底是多少,与社会平均水平和某些群体比较之后,公众自然可以得出该涨还是不该涨的判断——毕竟,公职人员涨薪花的可是纳税人的钱,公众自然有权知晓相关信息。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去,消除权钱交易存在的可能性。权力没有变现的机会,金钱自然也就不会向权力投怀送抱,所谓的“诱惑”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在此基础上,再来谈解决公职人员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一定不会遭遇质疑之声。
(责任编辑:张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