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昨日审议两高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妇联副主席高莉建议，完善相关立法，设立虐童罪等相关罪名，并尽快废除嫖宿幼女罪，参照强奸罪加重对性侵女童案件的处罚。此外，她还建议设立有效的儿童诉讼代理制度和监护监督制度，对监护人不履行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南方都市报 3月12日）
由于儿童在身心上处于弱势，文明社会早已形成了须为儿童提供特殊法律保护的共识。可是，从目前我国法律体系看来，当家长遗弃、虐待儿童时，将构成遗弃罪、虐待罪；任何人当众侮辱儿童，情节严重的，将构成侮辱罪；任何人对儿童造成轻伤以上伤害，也同样面临刑法制裁。
可是以上罪名都并不是针对保护儿童而专门设立，而出于法律对所有人的普遍保护。这就相当于在法律上，我们一直让儿童吃着“成人药”。这就造成了一种让法律更为尴尬的局面，面对一些严重侵害儿童身心的暴行，当施暴者不是家长，并且并没有构成轻伤以上伤害，但从自然正义的角度，需要对其依法制裁，司法机关却找不到相应法律依据。
典型的就是去年发生在浙江温岭的虐童案，当地司法机关顶住舆论压力，经过充分调查、论证，在现行法上的罪名均都无法评价相关暴行时，作出对施暴者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这种勇气确实值得称道。
然而，我们的法律也须为此反思，如果把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比作是人类共存体所突变出来的病毒，当这种病毒严重到为世人所不能容忍，就应该将其纳入法律的疫苗库。法律须囊括所有这些病毒，应当提供对它们进行预防、负面评价的直接依据。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并没有实现对虐童暴行的零容忍，更没有为儿童提供了无懈可击的保护，无微不至的关怀。
可见，设立虐童罪，囊括所有针对儿童的暴行，为儿童提供特殊保护，有着极端必要性。同时，如果将来设立此罪，也须依照刑法理论，通过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理顺该罪和其他罪名的关系。将监管人虐待孩子视为虐童罪加重情节，以解决此罪和虐待罪的关系；遗弃孩子并虐待的，数罪并罚；将虐待行为视为拐卖、伤害、绑架、杀害儿童等重罪的加重情节，被这些重罪所吸收。如此才能使得法律真正成为治理虐童这种社会严重诟病的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