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更多的公共服务打破户籍限制

　　按照原有政策，非城镇户籍人员不得参加上海本地的基本医疗保险。这意味着，在医保方面，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员无法享受制度性的救济，一旦患大病重病，只能选择自救，极有可能“因病致贫”。删除户籍限制，对这部分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此前，上海市推行居住证“积分制”管理制度，将持证人的待遇与积分挂钩，达到一定的积分，即可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这一改革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居住证与户籍的一种对接。此外，据媒体报道，北京、兰州、株洲等地也相继取消了医保的户籍限制。各地在公共政策实施上的积极尝试，不仅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释放出一种强劲的信号：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必非得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前提。

　　户籍制度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在医疗、教育、就业等公共领域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因此，一直以来，人们都普遍认为“户籍改革”才是治本之策，只有打破户籍壁垒，公共服务均等化才有可能实现。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制度悖论。户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则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倘若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始终按兵不动，那么户籍制度改革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户籍改革之所以知易行难，多年来呼吁不断，但一直未有进展，原因无外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公共资源是有限的，享受的人多了，平均下来自然就少了。以异地高考为例，经济较发达、教育条件较好的大城市本地居民强烈反对，就是怕外来人员挤占了本地的优质教育资源。就此而言，指望自上而下式的全能式改革，从而消除身份歧视，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几乎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也必然遭遇巨大的改革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键词就是深化改革，而户籍制度改革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尽管前景乐观，户籍制度改革的全面启动乃至成功，仍尚需时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妨转换思考，不去被动地等待户籍改革，而是主动地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以医疗、教育等局部改革，去推动户籍制度的整体改革。

　　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完善程度也不同，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制订出符合地方特色的改革措施，在阻力最小、最容易实现的领域先行推出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形成良好的制度示范效应。事实上，局部改革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它能够对顶层改革起到试验作用。更多的地方消除身份歧视，更多的公共服务打破户籍限制，改革的顾虑和障碍就会越来越少，决策者很快会意识到，改革的时机已经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