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考的指挥棒下，曾经喧嚣一时的“县一中现象”已经被“超级中学现象”取代，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上外附中、黄冈中学、北京四中……这些名字如雷贯耳。究竟什么样的中学可以称为“超级中学”，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它们至少有两个共性：一是在校师生人数不断增多，有的规模以万计；二是升学率高，尤其是学生常年大比例考入一流高校。
对超级中学的评价，目前整体上是负面多于正面，有的甚至是急着给这些超级中学“扣上帽子”，比如，“超级中学就是流水线、加工厂、血汗工厂”、“永远别指望超级中学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超级中学永远是素质与人文的梦魇”、“超级中学是区域教育生态的破坏者”、“超级中学是违反教育规律、有害无益的”……这样的评价，在新闻不断曝光的个案上，也许是成立的，如“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10分，学生的时间被学校掌控具体到每分钟”、“高一到高三所做过的卷子摞起来有2.41米”、“学生吃饭只给4分钟”……
很多人将超级中学“超级神话”的成因归结到我国目前唯分数论的高考制度上，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却难以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以笔者10多年的高校学生管理经验来看，高考高分生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优质生源，他们在大学期间的表现整体上确实优于一般生源；以笔者多年参与高校自主招生的感受来看，那些超级中学考生的综合素质不仅并不比其它中学的差，在很多时候，也表现地更加优秀。
实际上，所谓的“超级中学”也是分为很多类型的，如以密卷训练闻名的湖北黄冈中学，以半军事化管理成就高升学率的河北衡水中学，以在课堂上当面指出老师错误为荣的北京四中，以获得“根本就不是针对高考的学校”美誉的上外附中，以极力展示学生素质和才艺的江西师大附中……不同类型超级中学的背后，是不同的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和办学模式。既然超级中学也各有特色，不可一概而论，那么，我们也就不应该急于对超级中学“一棒子打死”。
在超级中学众多的成因中，一些共性的因素，我们必须重视。第一，超级中学几乎都处于省会城市或地级市，确实不利于教育的区域生态平衡，更不利于农村孩子获得同等优质教育资源；第二，超级中学几乎都是省教育厅直属或者市教育局直属，它们在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获得天然优势，在生源的选择上也有更广的范围；第三，它们利用超级中学的名声对相当数量的学生收取几万到几十万名目各异的费用；第四，它们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令人羡慕的薪酬待遇，四处网络已有经验的优秀教师；第五，在它们背后确实存在畸形的教育政绩观，有的地方政府还利用超级中学来拉抬房地产。
当然，在一些超级中学成就“功名”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令人忧虑的地方，如“高价购买已考上大学的优质复读生源来冲击高考状元”、“半军事化不留死角的高压管理”、“普遍的家长租房陪读”、“目的短浅只为保持学习体力、调解疲惫大脑、保持学校纪律和秩序的功利化体育、艺术、道德等方面教育”……简单粗暴的教育不利于学生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也不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更可能会造成他们人格的失衡和缺失。
在我们还没弄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应该怎样将素质教育落到实处之前，只要社会整体依然盛行“身份评价”与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超级中学就依然会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背后存在着显著的资源配置预期。如果我们简单将超级中学的成因归咎为目前的高考制度，一味地对超级中学进行舆论审判，并不会有多少实际意义。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有类似的“超级大学”、“超级中学”、“超级小学”现象，我们不可因为现行高考制度问题多多，就对超级中学整体上“疑罪从有”。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将“钱学森之问”归结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一个开放、包容的思想交流环境，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前提，也是办好教育的前提。面对超级中学现象，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个开放、包容的思想交流环境，需要调控，但不必急于定论。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