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昨日报道了省纪委开展的《关于规范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网上意见征集活动的最新进展。有人质疑，做寿、生子是人生大事，这都不准办酒，是利用公权干涉私权。对此，省纪委调研法规室主任张飞跃表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理应遵守党纪政纪国法。他还援引网友的话在媒体上向部分存疑官员喊话：“你接受不了，可以退党，可以辞去公职。”
省纪委的这番强势表态，着实令人拍手称快。位高权重者敢对民意用强的，纪检部门就该对这些人来硬的。如果连个借机敛财的宴请歪风都镇不住，谈何遏制贪腐？纪委如此旗帜鲜明，值得百姓送上掌声。
就在不久前，中纪委通报了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其中就有为儿女违规操办婚宴的。官员为何热衷大操大办？根源就在于其执权柄者的身份，带来了变相腐败的“职权之便”。在某种意义上，为官者“掌勺”国家的利益分配，但当这部分“分蛋糕”的人，开始垂涎“蛋糕”美味，局面就会失控。一个镇书记嫁女，就可使千人同往，收百万礼金。笔者难以想象，位更高权更重者，礼簿账面上的数字该有多庞大？又或者，台面下的那个礼金数是否同样令人咋舌？
作为礼仪之邦，中华民族自春秋以来就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典礼体系。男子成年行“冠礼”，女子成年行“笄礼”，嫁娶行“婚礼”，添丁做“百日”，寿诞行“寿礼”，辞世行“丧礼”……惟其渊源深厚，因此在省纪委的《暂行规定》公示中明确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宴席“婚宴不超30桌、婚车不超8辆”等条文后，出于文化惯性，有人对此发出了“公权干涉私权”的责难。但这些人或许忘了，公权力的获得，伴随的往往就是部分私权的让渡。更何况，在宴请名目不断推陈出新，各类筵席的请帖被民众斥为“催款通知单”的当下，公职人员“开席受限”理所当然。
既然“事后算账”和“事前申报”都无法有效规范官员宴请，那么此次新规的“一刀切”，或能斩断这条游离在风俗和贪腐之间的寻租链条。《暂行规定》的详细意见是：除婚礼、葬礼外，其他事宜严禁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亲戚（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及近姻亲，以下同）以外的人员参加。由此足见，省纪委的表态是有理有节的——我也没说不让你办，叫上亲戚齐道贺，没问题；想叫上有公务往来者趁机牟利，没门！
当然，还需我们往深处思考的是，在刹住大操大办变相腐败的婚丧宴席之后，未来还将如何消除其他类型的权钱交易之暗流。不让我做寿，那我就住院疗养，礼金摇身一变成了果篮花篮里的“慰问金”；不让摆酒席，那就打麻将，一个红包化整为零“放几个大炮”照样目的达成。“当官又发财”的屋子太大，关了张门，还有无数扇窗。根本之计，还在于用制度的设计把权力关进笼子，让谨慎用权成为时刻萦绕在官员脑中的符咒。
因此，在为省纪委的强硬叫好的同时，笔者还想善意提醒：新规重在“严”，更贵在“恒”。我们欢迎铿锵有力的表态，更期待雷厉风行的执行。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