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昨日在杭州开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他指出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浙江在线10月27日报道)
自八十年代之后，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被提上日程。从中央到地方，高学历成了仕途发达的“通行证”。而且录用、选择干部的门坎也水涨船高，先是“学士”，后是“硕士”，再到现在的“博士”。然而，这些看似华丽的高学位却缺少了昔日的含金量，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越发成为官场“灾难”。
令人尴尬的是，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初衷是要以此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体现国家队知识对人才的尊重。然而，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不断被扭曲被异化。选拔官员成了无关官员执政能力，无关群众意见，只要文凭高的“文凭崇拜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根据教育部此前的统计公报，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已猛增至16。56万人。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也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家继续加大对教育事业支持力度下，高校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博士适当的扩招也属正常。但博士“大跃进”却违背了教育的发展规律，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腐败。学术官僚化越来越积重难返，学术不能自治，学术更难独立。学术成了行政的附庸，教授不是忙着搞研究而忙着跑官场。行政化之下的学术，使得官员获取文凭犹如囊中取物。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之下，学位的授予变成了学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筹码。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学术以权威谋资源。于是，诸如“不上课不做论文也能毕业和提前毕业”等许多常人不可想象的“教育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曾尖锐的指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也正是在“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层出不穷之下，高学历的年轻高官屡被质疑，反倒是“低学历”的高官受到了热捧。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官场博士群，根源就在于国内高校日益严重的学术官僚化。如果没有学术的自治，没有学术的独立，没有校园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含金量十足的学位证书，也不可能遏制官场文化中日益浓厚的文凭崇拜主义。此外，在干部的提拔任用上政府还应该更加尊重民意，更加民主，改变单纯的“文凭决定”观念。官场博士群同样应该引起公众的警惕，试想如果官员连文凭都作假，公众又如何相信他们能够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上不做假呢？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