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封面新闻报道，7月25日，“武汉大学图书馆性骚扰事件”一审宣判。法院审理认为，不能认定男生肖某某针对特定对象实施了性骚扰，驳回女生杨某的所有指控。
历时近两年，这一事件终于从法理的角度迎来结局。双方当事人，在这场持久的舆论风暴中都未能独善其身：男生患PTSD，女生精神崩溃。值得思考的是，这件事究竟为何一步步发展成这样？
事发之后，学院对涉案男生的行为定性存疑，分管领导希望见面以确认事实。但她不信任外院能够公平公正公开处理，于是将事件公开。那么，当事人为何做出这一选择？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一手段的实效性非常强。第一，它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容易引发更多人的共情。当事人在社交平台发布此事后，就迅速引发全网关注。第二，它的生效速度快。网帖发布当天，武大即成立工作组调查。几天后便在官网发布公告，给予男生记过处分。当然，还有第三种情况，现实的维权渠道被堵塞，只能求助线上渠道。
诉诸舆论，效果立竿见影，但其结果可能是无序的、不可控的。对于多数网友而言，判断的依据是情绪而非理性，这就容易导致“误伤”现象的发生。比如官网通报后，迎接男方的，是铺天盖地的“开盒”和网暴，照片被制造成花圈、遗像，被造谣走后门保送进武大，以至于如今患上PTSD。
而在舆论的压力下，校方也易受舆论裹挟，把平息舆情置于事实真相之上。据封面新闻报道，肖母称“武汉大学相关负责人多次明确表示，可以排除性骚扰，如果认定性骚扰，会在通报中明确写出来。记过处分，是为当时的舆情降温，是应急处理措施。”可见，舆论给当事人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超事件本身。
并且，诉诸舆论的不可控和无序，同样作用在原告身上。一旦事情稍有反转，或是维权者自身存在瑕疵，舆论的反噬力量不亚于山崩海啸。在此次事件中，一些认为事件“反转了”的网民，开始对女生杨某持续辱骂和调侃。这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无异于两败俱伤。
在一些典型案例中，我们目睹了诉诸舆论的强大力量，也见证了这股力量对维权者和被诉人的双向冲击。事实证明，轻易诉诸舆论维权，往往伴随着非理性的网络暴力。
因此，在基本维权渠道畅通的情况下，个人应当实现从“舆论思维”到“法律思维”的转变——以事实和法律准绳为依据，而非主观感受。这一方面要求我们个人，应当谨慎使用舆论武器，尽可能诉诸法律而非舆论来维权。另一方面，更要求主管单位在处理这类事件中，要有充分尊重事实的定力，而非被舆论牵着鼻子走。
当然，从投诉到取证再到处理，难免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人指出，这种做法将导致维权行为更加复杂，扩大了当事人的维权距离。但站在双方当事人，尤其是被诉者的立场上来看，多一些审慎和克制，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这增加的维权距离，是为了不让被投诉者潜在的清白空间，被公共情绪所挤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