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全球三大经济权威人士雷·达利欧、肯·罗格夫与尼尔·弗格森罕见联合发声，直指美国国债危机已至临界点。达利欧将其喻为“经济心脏病”，警告若财政赤字不压至美国GDP的3%以内，长期利率负担将引爆灾难性后果；罗格夫预测未来4—5年恐现债务危机；弗格森则揭示残酷现实：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已超国防预算，全球资本正悄然撤离美元体系。

这些预警绝非空谈。一个月前的5月16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延续108年的Aaa下调至Aa1。美国长期以“债务货币化”填补赤字的饮鸩止渴模式，如今正加速美元根基的崩塌：5月美国长期通胀预期升至4.6%，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50.8，为历史第二低点，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4.5%，30年期更站上5%的高位。

作为全球“无风险资产”，美元信用体系的核心地位正受到动摇。穆迪指出，美国财政恶化速度远超同类国家。因此，新兴经济体加快防御性机制布局：金砖国家大幅提升本币结算比重，东盟国家则启动区域数字货币结算试验。

美国财政困境的严峻程度已难以掩饰。截至2025年6月，联邦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123%。仅2025年6月，美国就有超过2万亿美元国债到期。而且，美国2024年国债利息支出首次超过国防预算，达1.1万亿美元。美国经济颓势已同步显现：2025年一季度GDP环比萎缩0.3%，创3年最差表现，而贸易保护政策推高进口成本，反噬本国消费市场。

美国财政已深陷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穆迪报告显示，每征收1美元税收就有19美分用于支付旧债利息，这意味着近半财政赤字实为债务自我繁殖的产物。短期债务结构加剧风险：2025年10年期美债收益率攀升至4.5%，带动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升至7.2%，严重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

政治极化更让美国财政改革寸步难行。白宫将财政恶化归咎于“前任政府的过度支出”，国会两党互相指责对方导致税收失衡。这种互相掣肘的政治生态使美国财政的结构性改革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表明，当债务与GDP之比突破120%后，政策调整窗口期通常不足两年——美国经济似乎正站在悬崖边缘。

制度性失衡也在持续加深危机。福利支出呈现刚性化特征，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强制性支出已占联邦预算的73%，大幅挤压财政调整空间。美国税收机制陷入失效状态，企业税率从35%骤降至21%后，政府未能相应缩减福利支出，导致税基持续萎缩与赤字加速膨胀。

当前的美债危机，本质上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滞后于经济现实的必然结果。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霸权以来，单极货币体系在全球多极化发展的浪潮中日益暴露其脆弱性。它的深层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美国国债输出机制严重失灵，持续发债维持全球主导地位的操作，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其通胀溢出的主要承受者；全球政策协调机制存在结构性缺位，G7等传统框架对美元发行国债缺乏有效制衡；新兴市场话语权长期缺失。

变革浪潮已在全球范围掀起。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加速推进，IMF特别提款权分配比例的讨论持续升温，新兴经济体强烈要求决策权与经济体量相匹配。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的构建取得突破，G20与IMF年会频繁探讨建立多边法律框架。区域性金融安全网络加速扩展，亚洲清迈倡议正从临时性危机应对工具转向制度化安排，本币互换协议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当达利欧发出“经济心脏病”的警示，这场被长期低估的美债危机，正在政治极化的闷雷声中积蓄着颠覆性能量。美元霸权裂痕的深处，一个多极共生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已经日渐显露出清晰的轮廓。（作者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经济传播研究中心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