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面临“内需未修复”“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宏观政策效果边际递减”这三重挑战。在解决政府拖欠账款问题时，要把出清风险和追责、问责区分开来，避免问责导致隐匿风险的动机进一步强化。此外，宏观政策要与标志性改革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改善经济预期，促进经济循环畅通。

当企业和居民因经济循环不畅而不愿或无法支出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支出来填补这一空缺。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经济循环逐步使企业、居民变得有钱并愿意消费和投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从宏观逻辑上讲，这是通过支出带动收入增长；而在微观层面，则是收入增长促进了更多的支出，进而推动整个经济正向循环的形成。因此，当前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扩大政府支出，这也是推动经济循环转为正向的关键措施。

然而，这也只能起到缓解作用，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优先解决账款拖欠这类无息债问题，特别是企业间以及政府对企业的拖欠问题。

然而，在风险出清的过程中，原则性问题也需要厘清。过去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但当前面临的情况是，有的地方风险规模已经超出了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若仍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只会导致地方政府无力应对，甚至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正确的做法是，先止住风险、出清风险，然后再进行反思和复盘，明确责任归属，让风险肇事者承担责任，并完善相关制度。如果顺序颠倒，就会导致问题久拖不决。

账款拖欠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地方政府拖欠企业款项的现象长期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多次要求地方政府上报相关情况，并让地方政府签字确认。然而，由于担心问责，规避问责风险的动机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为了规避问责而少报数据，甚至只上报冰山一角。每一轮统计结果都难以反映真实情况，最终形成了治理中的“合成谬误”：每个地方都试图规避风险，却导致风险出清越来越困难——缠住经营者的绳索迟迟不能解掉，对冲了宏观政策的效果，导致治理效果难以提高。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涉及宏观政策的设计与执行，更需要监督和追责问责方式的进一步改进和优化。

实际上，当前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的空间，无需过度担忧通胀等问题。赤字率、债务水平都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提升，关键在于钱能否有效花出去。目前的主要问题并非缺乏政策空间，而是资金难以有效使用。

一方面，专项债的使用受到严格审批流程约束，地方政府即使找到了符合要求的项目，无论是存量项目还是增量项目，都难以自主安排；另一方面，债务化解，尤其是账款拖欠形成的连环债，也因复杂的风险权衡而推进缓慢。即便政策空间扩大了，赤字率提高了，债务增加了，但资金如果没有用到刀刃上，或乘数效应不高，也会使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取向打折扣。

回顾历年情况，一直存在债务资金结余，政府支出部门面临“有钱花不出去”的困境。这涉及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关键在地方，地方层面的支出至关重要。地方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从一般公共预算来看占86%，而从两本预算综合来看则占90%。因此，地方是实现有效支出的关键所在。只有加快央地事权、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逐步提高中央本级支出比例，财政政策传导中出现的梗阻才能消除，宏观调控的效果才会提高。

归根结底，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需要尽快推出一批标志性的改革举措，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形成一种“复方”策略，可以显著增强政策效果，并加速经济循环的畅通。宏观政策发力需要解决很多体制机制的瓶颈，先行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变得更重要，这是应对不确定性、防范化解风险的先手棋。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