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有一少年才俊横空出世，他有着与其年龄不符的政治敏锐和智慧。毛泽东曾两次赋诗赞咏他，称他“少年倜傥廊庙才”，也多次在谈话中号召学习他写的《治安策》，并称《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值得一看。他就是“洛阳少年”贾谊，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生活在信奉黄老之学、被后世称为盛世的汉文帝时期，但他透过繁华，洞察到潜伏的诸侯坐大、匈奴侵边等危机，并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奋笔写出《治安策》《过秦论》等旷世雄文，系统提出“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的高论长策，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贾谊长治久安思想的特点在于系统性治理，而其政治主张的哲学基础是民本思想。贾谊在《新书·大政》中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他将民众置于政治的根本地位，认为国家的安危、君主的荣辱、官吏的贵贱都取决于民众，统治者永远要把民众看作政权的根本。他认为，“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就是说，如果与民众为敌，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即便如秦般强大，终将土崩瓦解。在《过秦论》中，贾谊发出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一振聋发聩之音，揭示了民心向背对政权存亡的决定性作用，表明了以民为本是政权长治久安的第一法则。

贾谊的“夫民者，万世之本也”论断，是对先秦民本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尚书·五子之歌》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首次明确提出“民本”概念。西周认为，天命随民心而转移，奠定了“敬天保民”的政治传统。春秋战国时期，道家老子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主张“仁政”，强调“节用而爱人”；孟子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主张通过礼法制度进行约束。贾谊的贡献，一是将这些民本思想系统化，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黄老之学注入更多儒家的仁政思想。二是不停留在道德说教层面，也不停留在仅对强秦速亡的沉痛反思上，而是以民本思想为武器，在秦汉转型之际着力进行王朝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构建，提出礼法结合、众建诸侯、重农积贮等许多建设性主张。这些主张虽不为文帝所大用，却成为后来武帝的政策依据。

伴随历史车轮艰难向前，民本思想不断有新的表达。唐太宗提出“天地之大，黎元为本”，相对于“庶民”“黔首”，“黎元”这个称谓凸显了唐朝统治者对民众的尊重和重视，含有将民众视为国家根本和元气的意韵。宋代士大夫精神中也明显含有民本取向，张载的“横渠四句”堪称儒家“民胞物与”精神的巅峰概括。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突破“君舟民水”框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本新论，显示出民本思想开始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从这些不同表达中，都能隐约看到贾谊“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思想的影子。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大凡真正的盛世，皆以民为本。民本思想犹如一股源源不绝的清泉，滋养着治国理政的实践，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基因。当然，今天看来，传统民本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统治者虽强调“重民”，但本质上仍是“牧民”，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民”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能否以民为本，主要靠统治者自觉，缺乏法治的刚性约束。正因如此，贾生之言虽“其论甚美，通达国体”，后世称赞者众，然能躬行者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