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几名游客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街道游玩时，未经农户允许私自摘取枇杷，被当场发现。农户要求游客按照果园旁竖立的告知牌“偷摘枇杷100元/个”标准进行赔偿，游客认为赔偿金额过高，双方发生争执，后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调解。经过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游客赔偿农户30元作为损失补偿，纠纷已得到妥善解决。（4月28日 极目新闻）

这起看似微小的纠纷和价格落差背后，不仅是法治精神与民间逻辑的碰撞，更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考题。

从法律视角审视，游客未经允许采摘果实，已涉嫌侵害他人财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农户索赔于法有据，但“每个100元”的定价，却暴露出法治思维的缺失。随意要价不仅违背公平原则，更可能涉嫌敲诈。

调解结果看似是各退一步，实则折射出乡村治理的深层困境。基层调解往往以息事宁人为优先目标，却忽视了对法治原则的坚守。30元赔偿虽平息了争端，却可能向人们传递违法成本可以讨价还价的错误理念。这种“和稀泥”式的调解，短期内化解了矛盾，长期却可能助长“不按法律按心意”的行为模式。

更深层次看，事件暴露出乡村旅游发展的治理短板。随着乡村旅游兴起，游客与当地村民的摩擦日益增多，但相应的法治教育、规则普及却未能同步。游客缺乏对私人财产的尊重意识，农户欠缺依法维权的理性思维，基层治理者尚未形成法治化的调解机制。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首先，要加强普法宣传，让游客依法享受旅游，农户依法维权；其次，要完善乡村治理规则，建立标准化赔偿机制，避免天价索赔与低价和解的随意性；最后，要提升基层调解能力，培养既懂法律又通人情的调解队伍，在维护法治尊严的同时兼顾情理。

治理此类纠纷，既需法律的刚性约束，也需情理的柔性调和。不能让天价索赔消解法治的严肃性，也不能让“和稀泥”调解掩盖规则的缺失。唯有在法治框架内重构乡土秩序，乡村旅游才能真正成为连接城乡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