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评文，常常譬之于人，视文与人一般有生命，“把文章统盘的人化或生命化”（钱钟书语）。正因如此，好的文章也就当如健康的生命体，有血肉骨骼，有风采气度，神情自若，顾盼生姿，愉人眼目。然人有千面，文亦有千种，人各有性，文各有体。曹丕《典论·论文》早就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四科八体”之说，王安石也特别强调“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这样的一种辨体意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非常突出，总结而言就是“文贵得体”。
“文贵得体”可析为三个层面，即得文章之体、得作者之体、得读者之体。
所谓“得文章之体”，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文章性质和文体特点来确定文风。古人文章有诏令、奏议、书启、碑志、哀祭、论策、序跋、游记等，它们应用于不同的场景，从而形成了文体的自身特点，文风也需与之相适应。公文必须谨严整饬，言而有征；私撰可以放言无忌，笔端带情。如果不能尊重文体的内在规定性，则不免失其体统，甚至贻笑大方。今天作文也是如此。政府公文不必浮词华藻，大家更在意其准确性与逻辑性；散文游记不妨怀古骋辞，抒发自我，给人美的享受。诸如此类，均当合于“得体”的轨则。
所谓“得作者之体”，则是强调文风与作者身份的契合。专家发言撰文要有观点，要讲证据，大家希望从专家这里获得权威的信息，这就要求以专家的身份写的文章，不能隐瞒事实，不能虚构数据，更不能以假充真。普通群众写文章，自然也不能无中生有、不讲逻辑。
大家对文章的阅读期待、对作者的信赖度是不同的，这便涉及“得读者之体”。文章写作总有预设的读者，读者群体的定位也影响文风的选择。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面向大众，文风就应该通俗一些，尽量不用专业词汇、生涩典故，不必过于在意辞藻修饰；面向专业读者，那便应该省去常识介绍，直接切入学术问题，简而有法，更见真才实学。面对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文风也要随人而变，各取其宜。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