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如何才能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畅通社会流动渠道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决定》提出要“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十九大报告强调，“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相关问题在社会科学中被表述为“社会流动”问题，社会学称之为“社会流动理论”，或“社会分层理论”。
在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社会流动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有针对性。但经济学家往往比较容易忽略社会流动问题，也许中国经济学家天生没有很强烈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行为方式，因此对社会流动问题关注较少；而社会学家的研究视角相对更微观、更静态，与经济学对话较少，因此并未由此引申出关于社会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
实际上，当前我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跨越高收入门槛。我国早在几年前人均GDP就超过了1.2万美元，但世界银行最近几年不断上调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目前最新标准为1.4万美元人均GDP，所以当前我国正处于尚未跨越、但随时可以跨越的发展阶段。过去大家常讨论“中等收入陷阱”，似乎只要跨越这个门槛就可以解决发展中的很多问题。
但我更倾向于使用“门槛阶段分化”这样的概念，因为在跨越门槛的前后阶段上，国家之间通常会产生分化，有些国家会继续发展，有些国家则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而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分化，国家之间也会出现社会流动性的分化。比如“拉美现象”本质上就是增长分化及其引致的社会流动性分化。
一般认为，社会流动有两大支柱，一是市场机会，即经济增长带来就业扩大和收入增长，形成绝对社会流动；二是实施再分配类型的社会政策，促进相对社会流动。在居民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较大。在高速增长时期，作为社会流动第一支柱的市场机会非常丰富，帮助实现大规模就业和大规模人口流动，保持着必要的社会流动性。而随着经济增速减缓，社会流动的第二支柱即社会政策的作用，变得日益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