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社会治理体系进行了具体部署，彰显基层社会治理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决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进一步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
“枫桥经验”是建国初期浙江省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社会治理方式。几十年来，从“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经过不断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张“名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紧紧依靠群众探索创新，如北京市的“接诉即办”、四川成都武侯区“信托制”解纷工作法、青海海东市服务“拉面经济”的跨域矛盾纠纷调解法、广东潮州市创造性地提出“茶文化六步调解法”等，彰显新时代“枫桥经验”展现出的旺盛生命力。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经验，也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基石的重要方法。新时代新征程，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提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党建引领，坚持社会治理为人民、社会治理靠人民，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具体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稳步推进智慧村居建设、社会资源整合，强化基层治理服务意识，逐步形成“一核双驱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即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以精细化服务和信息化支撑为双驱动力，构建在“1+6+N”工作体系（“1”指综治中心，“6”指综合网格及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等基层政法力量和“粤平安”云平台等信息化支撑平台，“N”指其他综治和社会力量）基础上最大程度发挥多元力量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一核——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充分发挥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的引领作用
社会治理根本在人，核心在党。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各方面。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构建党委领导、党建共商、事务共管、难题共解的社会治理新机制，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二是实现党的领导全覆盖。机关事业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以及辖区内的企业、社会组织等，符合条件的成立党支部，不符合成立党支部条件的根据实际成立联合党支部，确保基层社会治理各方力量实现党组织全覆盖。三是健全乡镇（街道）职责和权力、资源相匹配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服务管理力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力量下沉。
双驱——发挥精细化服务和信息化支撑双驱动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精细化服务和信息化支撑是新时代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
坚持人民至上，用精细化服务驱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一是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和专业化服务。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和城乡人口流动的频繁，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及时增加老年服务内容，适当增加医疗保健和老年护理服务，提升社区医院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二是提升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服务水平。共建智慧社区，打破壁垒以共享数字数据，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最大化。三是加强监督评估，随时监控社会治理和服务各流程各环节，及时反馈信息并进行优化整改。
利用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手段，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智能化成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技术密码”。如“智慧村居”综合管理平台、“掌上办事”APP实现政务服务的线上办理，智能安防系统实现社会治理的可视化和智能化，增强社会治理韧性。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使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更加科学、精准，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接下来，要整合各种平台、终端，建立大数据中心，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同时加大投入，确保信息化建设持续迭代优化。
多元——构建在“1+6+N”工作体系基础上最大程度发挥多元力量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一是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有关部门特别是社会工作部的职能作用，整合和统筹各方力量，指导和监管各类组织，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
二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信访工作做到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全流程法治化；强化“12345”“110”等市民热线公共服务平台功能，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机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实现办事方式多元化、办事流程最优化、办事材料最简化、办事成本最小化。
三是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既要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又要吸纳优秀人员，形成社会治理队伍在学历、年龄等方面的合理梯度；通过提升待遇、个人发展、职业前景等综合措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建立健全社区治理专业人才发展晋升机制；持续提升基层社区干部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定期组织专业培训、业务交流；制定相关考核机制，引导社区干部、社会工作者自我学习、提高和成长。
四是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家庭自治、家庭互助等方式，解决家庭内部矛盾和问题，减轻基层治理负担；引导家庭成员树立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志愿服务活动；建立多部门协同合作机制，形成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合力。
五是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和规范建设，增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政府部门要从经费支持、后勤保障、配套设施等方面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着重培育壮大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社会组织；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专业化建设，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打造本土化知名社会组织品牌。
作者系广东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系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委托课题（2024-W-06）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