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鹏举 钟艺聪
[摘要]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是近现代思想界的重要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命题。从宏观视域看，中华文明稳定有序、包容壮大的进程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具有总体上的正相关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内核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从中观视域看，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是全球基本趋势，文化产业具有突出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是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并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从微观视域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古代商业行为与现代企业文化治理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关键词]文化经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企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4）07-0022-08
引言
关于文化与经济是否可以平衡协同发展，一直是近现代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议题。马克思就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视野认为文化与社会物质生产之间存在总体平衡但某些阶段或局部不协同①?。在当今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语境下，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本身就是其中的题中之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更是进一步凸显了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繁荣，以及近年来我国文化数字化的发展，即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为旅游休闲增内涵增魅力、为城乡社会增正气增活力” ，彰显了社会主义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体制及其价值立场，可以与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及其内在冲动产生制衡与协同。如今，我国提出积极培育并优先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强调“要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作为” ，这表明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与实践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不仅强调文化的经济功能，还强调文化在国家发展和国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人文经济学价值观的创新驱动发展理念，是以目的性人文价值赋能科技创新工具价值，旨在推进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新范畴。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协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即我们的经济建设应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同时，思考文化建设如何适应并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成为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家园。本文着力探讨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按照经济体系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维度，立足中国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语境下，文化与经济总体上可以实现协同发展。
相对于经济这个范畴，文化是一个更为复杂宽泛的概念，作为一组平行可对比的概念，本文采用的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文化范畴，既不是指广义上人类创造的包括物质、精神等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也与宗教乃至国家意识形态有区别，指的是人类社群维度由历史传统积淀形成的、具有自我身份认同作用的柔性价值体系。文化让智人开启了“文化演化”并快速超越了其他依赖“基因演化”的动物物种，[1]是人的创造性总体表征。作为创造并积累财富的经济活动，在广义上的确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体现。我们这里关心和探讨的是，当人类社会进入社会分工明确和知识分化精细的近现代时期，无论是基于人类的物欲本能，还是出于利益主体的硬实力较量，经济体系日益占据社会主导，文化体系的传承性和统一性被以现代化或后现代主义的名义消解和解构，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建构作用与作为被不断边缘化、柔弱化。那么，经济是否可以实现超文化的自为增长？作为社群价值系统的文化还能对作为财富价值系统的经济起什么样的影响？具体到当代中国，随着快速成为全球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后，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与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并探索出中国特色的以人民为中心、可持续发展模式，这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宏观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建构的意义上，文化和经济才会真正实现协同发展，而且会以倍数的合力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如果在一种充斥着解构势力和导向的体系中，文化之间乃至文化内部，当差异化的区隔对抗以至于撕裂成为常态，不论经济是否能有效增长，文化与经济之间的整体协同性也很难成立。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分析探讨的正是在文化与经济的这个宏观格局下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困境。“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和现代性的文化驱动有着共同源泉，即自由和解放思想，其具体体现是经济事务中的‘粗犷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和文化中‘没有限制的自我（unrestrained self）’。但是，尽管这两者有着共同起源，即对传统和过去之权威的否决，但它们之间也迅速产生了敌对关系。”[2]当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系统性的文化与经济不协同甚至撕裂对立的状况时，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是否也存在这种问题，是否也需要从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维度上去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在学术界有一个影响较为广泛的看法，认为以儒家伦理精神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甚至可能阻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3]对于这样的学术性研判，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予以思辨：其一，从促发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维度看，中国的确没有原生性地发展起来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就是因为儒家文化传统的不适配或限制，只能是一种学术性假设；其二，从基于市场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中国历史上就一直存在较为普遍的市场活动和商业经济。[4]20世纪中期以来，公认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地区以及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中国大陆，包括要素驱动、资本驱动等形式的现代市场经济都创造了奇迹般的辉煌发展，儒家伦理精神在亚洲市场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是偶然还是必然，这倒是一个具有现实基础且意义深远的重大学术议题。
（一）西方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误判
从学术逻辑来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市场经济发生发展的研究论证并不具有理论的严谨性和说服力。现有的关于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主张不适应甚至会限制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探讨，绝大多数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发展的立场而论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就是马克斯?韦伯的设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研究中国的宗教，其主要动机和目的是要说明虽然可能现代资本主义缘起因素是多元复杂的，但就其文化精神这一因素而言，“入世苦修”的新教伦理是独一无二的。其后很多追随者的认知甚至脱离韦伯的问题意识，针对现代市场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科技创新使欧美更先进而中国相对落后的发展事实，将经济与科技的总体落后症结都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而认为，中国要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以及科学技术，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工具理性，从根本上还需要引入价值理性。欧洲文化土壤长出的作物没有在中国文化田地里出现，据此就认为这类能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作物也根本上没法在中国生长，这显然不是合理有效的逻辑判断。如果在理论上承认现代市场经济有多元发生诱因，也具有多种形态，那么，上述判断就显得武断而缺乏理论严谨性。
（二）中国历史进程中文化认同与财富创造的内生性关系
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华文明稳定有序及其包容壮大的进程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历史具有总体上的正相关性。按照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于全球主要文明体从公元元年开始经济总量的比较分析，中国在人类文明史的绝大多数时期都是世界上创造财富最多的经济体之一，显著的衰落是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期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又迅速壮大。回顾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华文明从源头上就具有有序统一的社会文化发展特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先秦时期的这种统一性并非基于武力征服，更多来自“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动态文化认同与价值凝聚。儒家这种“王天下”“化天下”虽然比较理想化而很难成为实际可行的治理机制，但和法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后形成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则具有了显著的操作性和执行力。中国历史上，凡是文化统一有序、社会和平稳定的大王朝时期，往往会形成内部统一大市场，人尽其力物畅其流，经济自然发达。儒家文化长期作为传统社会主流价值，在国家治理层面上推崇“庶富教”（孔子）“仓廪实”（孟子），在个体意义上鼓励合理的财富创造（“义利相生”）。不过在社会动荡，尤其是传统文化生态受到冲击甚至破坏的时期，比如近代百年大变局，经济发展也往往明显受到抑制。
（三）亚洲价值观对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积极作用
就区域发展实践来看，亚洲价值观作为对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机部分的东亚增长奇迹的阐释是有说服力的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四小龙”的儒家文化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奇迹，就关于基督教文化圈之外是否可以发展出发达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议题，有了更具说服力的新论据和新视野。虽然对于这种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东亚增长奇迹的动因分析有多种维度，毕竟东亚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在充分融入并依托欧美大市场大产业链体系的环境下实现的经济腾飞。不过，如果放在欧美市场增长缓慢甚至衰退的时期，南美、非洲等广大地区同样具备东亚的全球开放市场条件，但只有亚洲快速崛起并有序增长，在这样的比较中，亚洲价值观这样的文化经济理论就颇有解释力和说服力了。在市场经济增长的实践层面，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事实，虽然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作用讨论得还不算很充分，但显然不可否认，在制度红利、国际投资等直接因素之外，传统文化价值对于企业管理、交易行为、投融资活动、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影响深远。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和战略实施的影响
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战略选择维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也是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内核，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在宏观层面，文化与经济的作用关系绝大多数情况是间接的，主要的中介机制是政治制度。但是，进入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发展阶段，文化自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5]从不同现代化的道路选择的战略实践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否弃“普适经济学”“正式制度决定论”而转向“文化—制度—经济”的有机人文经济发展理论并强调“适应性效率”，是如此明智的学术进步②?。
二、中观视域：文化产业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中观层面文化产业的研究与探讨，在学术意义上是从文化与经济的宏观视角延伸而来的。在学术史上，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最早提出“文化工业”批评，他们担忧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对文化领域的殖民侵占，文化的独立性和批判性都可能被商品化资本化侵蚀、软化乃至消解，最终文化与资本同流合污。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忧虑和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焦虑如出一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实文化产业成为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的一个具体的价值共创交汇行业，即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融汇。在宏观维度，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协同关系体现在文化给予财富创造与积累以合理性支持，经济繁荣提升文化传承创新的信心与活力，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6]当然，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与经济之间缺乏这种协同性，因为文化方面的保守或缺乏对于财富创造的激励，往往经济发展也相对迟缓，缺乏活力①?。在中观维度，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协同性则体现为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繁荣，这是一个更容易统计量化的视域。总体上，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文化传统或价值观对于经济增长的合理性支持越好，经济硬实力给予文化软实力的强化效应也越显著。也就是说，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宏观维度与中观维度具有显著的耦合特征。比如欧、美、中、日、韩这些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在全球排在前列，同样，其宏观意义的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也都很有活力和竞争力。
（一）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生成与表现
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是全球文化与经济融汇发展的基本趋势。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相向而行的具体成效，就是在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出现了被称为创意产业、文化产业、版权产业或内容产业等概念的高增长新兴行业，这是本文从文化经济体系上视为中观维度的研究对象。文化是人类社会有别于其他生物世界的独特创造，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创造性动能。同时，文化也是人类社会从群体到个体的最深层内核需求，当经济发展到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文化意义上的供需升级，就成为促进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能。文化经济化主要体现在由市场驱动文化产品与服务供需繁荣。狭义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在统计上经济占比显著提升，很多国家或地区达到或超过通常意义GDP占比5%的支柱产业，比如美国的全部版权产业占比超过10%，英国伦敦创意产业占比超过8%，中国的文化产业占比在最近几年也都接近5%，具体到北京、上海、杭州等较发达地区占比甚至达到10%左右。经济文化化是文化价值在众多经济部门的溢出效应，比如农业、制造业中，文创设计及象征内涵所形成的附加值日益凸显，这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而现代服务业也同样在显著地提升其文化价值内涵，无论是旅游休闲服务行业，还是数字技术乃至人工智能等科技服务行业。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当物质产品逐渐供给过剩，边际收益趋近于零，开放的大市场竞争会推进精神文化产品服务的供需繁荣，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文化内容价值的生成、存储、分销等综合边际成本不断降低甚至趋近于零，而大规模持久消费累积形成的品牌价值、注意力价值、情绪价值等边际收益却不断增长，这种新的文化经济规律让文化产业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宝藏。
（二）改革开放进程中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繁荣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既具有突出的经济效益，更显现了重大深远的文化效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能满足人民基本的、均等的、普惠的精神文化需求，而随着国家经济条件改善，更复杂多样的个性化、差异化精神文化需求是需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来实现的。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领域变革的社会环境下，文化领域也呈现出稳步恢复与发展。这一时期文化消费需求开始回升，文化市场逐步活跃。1980—1990年代，随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等一系列国家文件陆续发布，为2000年左右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使得文化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并带动文化产业链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004年，国家统计局正式开展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其中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国家战略，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文化产业的重要作用，文化产业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率总体表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2004年至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24.8%；而在2012年至2020年间，文化产业增加值从1.81万亿元增长到4.5万亿元，年均增速为12.1%，显著高于同期宏观经济的增长水平。其实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性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充分的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有念头也有盼头，全社会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这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带来的综合文化效益。从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视角看，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所带动的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除了直接的文化经济价值贡献，还有很难估量的巨大溢出效应与乘数效应。
（三）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的文化与科技融合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格局中，现代文化产业是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并综合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道路特质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创新驱动先进生产力，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是其重要内涵。积极培育文化领域的新质生产力，这是中国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而现代文化产业也是带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指标性行业之一。我国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尤其是随着文化与科技融合日益全面和深入，数字文化产业成为增长势头最为强劲的文化经济领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增长7%，其中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新业态的增长是21.2%。近几年，即便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文化新业态的营收增长也很迅猛，2020年增长22.1%，2021年增长18.9%，2022年增长6.7%，2023年增长15.3%，都大大快于文化产业整体增速。2022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30.3%，占比首次突破30%。2023年，文化新业态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70.9%，达到有统计以来的新高。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催生新的文化业态等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发展阶段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提供了战略指引。新形势下，从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来看，文化与科技融合在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培育乃至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愿景蓝图中是不和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微观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古代商业及现代企业文化治理的关系
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也是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微观样本。前述宏观层面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整体性作用或中观层面文化的产业化价值及其经济贡献，其实都需要从企业这个作为一般经济活动或特定文化产业的微观主体去着眼探究。宏观与中观视域的文化经济分析，其中都避免不了法规政策等制度体系在文化经济活动中可能起到的中间作用，而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微观视域，是要将研究的视距进一步拉近至企业本身，关注作为基础性人文环境的本地文化传统对于企业文化、企业治理、企业运维等各方面的具体影响及其表现。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古代商业活动的影响
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活动的影响还需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中华民族除了创造过人类文明史上辉煌的农业之外，还创造过盛极一时的工商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曾一度领先于世界的工商业发展，并不断凝练和输出着独具特色、自成一派的中华商业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古代商业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涵盖了商业伦理、商业习惯、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发展等多个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究“诚信为本”“以义取财”“乐群贵和”等观念，指导着古代商人们的文化价值、经商规范和得失标准，并因此奠定了中华商业文化中以行规业俗为载体，以金谷细务为对象，以国计民生为旨归，特别强调足履实地，格外注重行动实效，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舞台、经世致用之笃行原野。[7]中国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有了商品交换行为，而专业化的商业活动则发端于夏朝后期。较早进行专业性商业活动的是群居在今天河南东部的商族部落，因此后世所谓的“商业”“商人”“商品”等专有概念都源于商族部落。春秋战国时期，民营工商业发展蓬勃，一代商圣范蠡操“计然之术”以治产①?、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等，都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从商者的经验和理论，孔子将这类商业活动和知识称为“货殖”，司马迁也在《货殖列传》中展现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与物质观。秦汉以降，尽管历代统治者大多都执行重农抑商政策，但也从未摒弃工商业，而是将有高利润的、关系国计民生的日常所需如盐、铁、茶、酒等列进官府专卖，用来服务国家财政。实际上不管是私人论述还是正史记载，如《汉书?食货志》等，都主张工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与之同时兴起和发展的商业文化也源远流长，影响至今。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对现代企业活动的影响
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实体，是由具体的、具有特定文化气质的人组成的，企业的管理运营必然会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在缺乏流动性的传统社会，企业组织受到所在地文化传统的影响更直接和全面，不仅整体上企业所奉行的理念价值要与主导性社会价值保持一致，企业的人力资源选择及其团队合作也需要适应并遵循外围社区文化的伦理规范。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与所在地文化对现代企业活动的深远影响，具体可以体现在企业文化建设、创新实践和国际传播等方面。
首先，所在地文化的价值观念会潜移默化影响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例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组织，比如晋商徽商等，实施与时代社会伦理高度一致的治理理念价值与组织模式是很自然的选择，忠孝的家国伦理也是传统商帮的价值准则，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人力资源构成与晋升机制也被顺理成章地普遍接受和认可。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的创新实践应用也非常广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现代企业文化活动中，要充分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结合企业行政管理中的实际需要，开展创新性的实践与发展。特别是在西方管理学说盛行的21世纪初，不少中国企业就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步引入企业管理，以“仁义之道”“天人合一”“和合文化”“以人为本”等理念来审视和转换西方的管理体制。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企业精神，培育现代企业文化，并支持一批文化特色浓、品牌信誉高的中华老字号做精做强。在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形象的同时，也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综上，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需要认真思考并在实践上努力推进的重要议题。在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讨论中，尽管西方学界曾有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判，认为以儒家伦理精神为代表的文化会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无论是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势头，都说明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因素的内生作用。此外，在文化与产业的融汇发展中，文化产业的兴起也体现了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具体成效。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繁荣的地区，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越好，经济在文化发展中的赋能效果也更显著。在以科技创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现代文化产业在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同时更是承载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功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治理的关系维度上，商业文化、企业治理和经济运维等都会受到所在地文化环境的影响，从中国传统古代社会商业组织的经商之道，再到现代企业的文化精神，都深刻地体现着文化对于经济活动的感染与熏陶。因此我们需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对经济发展的宏观、中观与微观维度都具有积极影响和作为，为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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