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实名举报自己的导师王贵元，称其曾性骚扰且强制猥亵自己，并多次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以不能毕业相要挟。7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在官方微博上回应称，已关注到该举报消息，将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连夜开展调查核实。（7月22日 北京日报客户端）
此事件调查虽还未得结果，但近年来类似事件已为数不少。导师性侵女学生、胁迫学生与之发生关系、用手中权力“性要挟”女生的新闻司空见惯。如前澳门大学教授茅海建涉嫌在校内宿舍聚餐时性骚扰女学生，判处7个月徒刑缓刑两年。在教育部先后公布的十三批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83起典型案例中，类似于上述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的案件屡见不鲜。那些性骚扰的“叫兽”们，何以有恃无恐？
分析类似事件的前因后果，便能发现一个共性：即受害方与加害方属于不对等状态。一为身份的不对等，虽说“师生平等”的观念已贯穿于各项教师行为准则中，教师与学生应不以学识渊博为荣、学有不足为耻，但现实语境中师生关系却未必如此。高校导师不仅为师，更为长者，因此学生在面对导师时出于学识不足的谦逊、尊重长者的礼节，便越发恭敬，只是这种恭敬在别有所图、师风不正者面前，便会被畸化为“强者”对“弱者”无条件服从的“变异种子”，待到这“种子”生根发芽，便成了部分导师骚扰学生的武器。长此以往，这种风气还有可能演化为一种畸形的“师门文化”，社会经验与自我判断力不足的学生极易被“pua”，从而遭到某些“叫兽”的毒手。
其次为权力的不对等。硕博研究生导师对学生的权力何其多，学生能否顺利开题、答辩、毕业、能否有科研项目与补贴，均由导师说了算，且囿于身份的不对等，即使学生有怨言，举报导师区别对待，但在绝对的学术“话语权”下，可供学生反抗的机会与渠道可谓少之又少。因此，这些权力便成了师德败坏者行不轨之事的“武器”，许多学生缺乏社会经验，一旦面临导师的骚扰与胁迫，便会乱了方寸。即便有学生临危不惧，保持冷静并留存证据，也难以通过某些规范化渠道发声，导师的权力越大，无疑说明其于学校的重要性越高，学科排名、课题申报、论文考核，让校方天然地站在了导师一方。因此敢于反抗者便只能采用网络举报这种铤而走险的方式，这意味着其能鼓起勇气，排除舆论中世俗的异样眼光，甚至冒着被报复的风险为自己正名，让这种徒有其表的“叫兽”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并非所有受害者都有“鱼死网破”的勇气，多数学生出于投诉的沉没成本与担心被报复的心理，只能选择默不作声。
再则为资源的不对等。硕博研究生导师常被学生称为“科研老板”，在于学生要无条件为导师打工，尤其于理工科学生而言，每日考勤打卡、在实验室打工，这于上班族并无区别，前者甚至无报酬可拿。而“老板”这一层身份则意味着这些导师享有极为丰富的资源，尤其是在行业或学术圈多年累积下的人脉。这便意味着，学生在校时会被部分师德败坏者以权力相要挟，即便其能熬到毕业，这些导师也能够以自己“认识某某公司老板”为由，若学生不能服从，工作便也难以保证。这便成了这些导师有恃无恐的第三件“武器”。多数受害者为前途而着想，只能“吃哑巴亏”。即便学生能够有勇气不顾前途，一心维权，但真的有可能斗得过积累了几十年社会资本的“老叫兽”们吗？
上述三重不对等，也仅仅是从导师与学生这一对范畴内分析而言，范畴外还有诸多因素，助推着“叫兽”们的有恃无恐，某些监管制度形同虚设，某些考核流程流于表面，某些社会成见偏斜一方，都成了让受伤害的学生们难以勇敢说“不”的阻碍。中西文化的交融所形成的导师制度，使得导师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这种传统师父身份与分配工作与任务的老板身份中来回摇摆，而学生也在当“徒弟”与当“打工人”的身份间来回切换。但不论是哪种关系，从身份、权力、资源三重角度看，都是不对等的。遇到师风不正的导师，大多数学生只能忍气吞声，试问如此，学生的权益何以被保障？
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早已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卑好学之心态贯于言行之中，奈何千年后的今日，部分“为人师”者在面对“三人”时不想着如何提升自身学问，倒是在思考如何行伤天害理之事，这种早已不是个案的现象若不管管，败坏学校名誉不言自明，更会让让寒窗苦读十几载的学生寒心，令承袭千年的师风文化败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