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实名举报自己的导师王贵元,称其曾性骚扰且强制猥亵自己,并多次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以不能毕业相要挟。7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在官方微博上回应称,已关注到该举报消息,将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连夜开展调查核实。(7月22日 北京日报客户端)
此事件调查虽还未得结果,但近年来类似事件已为数不少。导师性侵女学生、胁迫学生与之发生关系、用手中权力“性要挟”女生的新闻司空见惯。如前澳门大学教授茅海建涉嫌在校内宿舍聚餐时性骚扰女学生,判处7个月徒刑缓刑两年。在教育部先后公布的十三批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83起典型案例中,类似于上述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的案件屡见不鲜。那些性骚扰的“叫兽”们,何以有恃无恐?
分析类似事件的前因后果,便能发现一个共性:即受害方与加害方属于不对等状态。一为身份的不对等,虽说“师生平等”的观念已贯穿于各项教师行为准则中,教师与学生应不以学识渊博为荣、学有不足为耻,但现实语境中师生关系却未必如此。高校导师不仅为师,更为长者,因此学生在面对导师时出于学识不足的谦逊、尊重长者的礼节,便越发恭敬,只是这种恭敬在别有所图、师风不正者面前,便会被畸化为“强者”对“弱者”无条件服从的“变异种子”,待到这“种子”生根发芽,便成了部分导师骚扰学生的武器。长此以往,这种风气还有可能演化为一种畸形的“师门文化”,社会经验与自我判断力不足的学生极易被“pua”,从而遭到某些“叫兽”的毒手。
其次为权力的不对等。硕博研究生导师对学生的权力何其多,学生能否顺利开题、答辩、毕业、能否有科研项目与补贴,均由导师说了算,且囿于身份的不对等,即使学生有怨言,举报导师区别对待,但在绝对的学术“话语权”下,可供学生反抗的机会与渠道可谓少之又少。因此,这些权力便成了师德败坏者行不轨之事的“武器”,许多学生缺乏社会经验,一旦面临导师的骚扰与胁迫,便会乱了方寸。即便有学生临危不惧,保持冷静并留存证据,也难以通过某些规范化渠道发声,导师的权力越大,无疑说明其于学校的重要性越高,学科排名、课题申报、论文考核,让校方天然地站在了导师一方。因此敢于反抗者便只能采用网络举报这种铤而走险的方式,这意味着其能鼓起勇气,排除舆论中世俗的异样眼光,甚至冒着被报复的风险为自己正名,让这种徒有其表的“叫兽”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并非所有受害者都有“鱼死网破”的勇气,多数学生出于投诉的沉没成本与担心被报复的心理,只能选择默不作声。
再则为资源的不对等。硕博研究生导师常被学生称为“科研老板”,在于学生要无条件为导师打工,尤其于理工科学生而言,每日考勤打卡、在实验室打工,这于上班族并无区别,前者甚至无报酬可拿。而“老板”这一层身份则意味着这些导师享有极为丰富的资源,尤其是在行业或学术圈多年累积下的人脉。这便意味着,学生在校时会被部分师德败坏者以权力相要挟,即便其能熬到毕业,这些导师也能够以自己“认识某某公司老板”为由,若学生不能服从,工作便也难以保证。这便成了这些导师有恃无恐的第三件“武器”。多数受害者为前途而着想,只能“吃哑巴亏”。即便学生能够有勇气不顾前途,一心维权,但真的有可能斗得过积累了几十年社会资本的“老叫兽”们吗?
上述三重不对等,也仅仅是从导师与学生这一对范畴内分析而言,范畴外还有诸多因素,助推着“叫兽”们的有恃无恐,某些监管制度形同虚设,某些考核流程流于表面,某些社会成见偏斜一方,都成了让受伤害的学生们难以勇敢说“不”的阻碍。中西文化的交融所形成的导师制度,使得导师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这种传统师父身份与分配工作与任务的老板身份中来回摇摆,而学生也在当“徒弟”与当“打工人”的身份间来回切换。但不论是哪种关系,从身份、权力、资源三重角度看,都是不对等的。遇到师风不正的导师,大多数学生只能忍气吞声,试问如此,学生的权益何以被保障?
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早已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卑好学之心态贯于言行之中,奈何千年后的今日,部分“为人师”者在面对“三人”时不想着如何提升自身学问,倒是在思考如何行伤天害理之事,这种早已不是个案的现象若不管管,败坏学校名誉不言自明,更会让让寒窗苦读十几载的学生寒心,令承袭千年的师风文化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