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在波动中复苏、曲折中前进，宏观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回升向好态势。展望未来，消费尚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催生产业链加快升级，传统产业智能化低碳化融合化改造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区域创新以重点城市辐射带动，南北差距扩大。也应看到，房地产市场处于深度调整中；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化、城乡融合发展等有待加强；青年人结构性失业问题较为突出，劳动力供需错配问题明显；政府债务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债务结构有待优化。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注重“增长政策+结构政策+稳定政策”的协调配合；为改善发展预期、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潜能，应重视发挥分配端改革的关键作用；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提升经济内生动能；着力化解房地产调整风险，推动房地产模式加快转型；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协调水平。
[关键词] 宏观经济运行；增长趋势；房地产依赖；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3）12-0037-12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局之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实际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分别增长4.5%、6.3%和4.9%。在二季度经济增长动能放缓后，宏观政策在年中发力，三季度经济有所回升。预计四季度多重积极因素将推动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一是需求持续回暖，服务消费的恢复基本接近前期常态，同时各种新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业态明显增多；二是低基数效应。如果要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四季度只要增长4.4%以上。虽然疫后经济的“疤痕效应”仍然存在，但“疤痕效应”边际减弱，这意味着全年将顺利完成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5%左右的增长目标。展望2024年，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国经济将继续在调整中提质增效，但宏观经济运行在需求端、供给端、分配端仍面临较大压力，预计全年经济增速为5%以上。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有机配合，更加注重长期，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在进和升中求稳，在进和升中有效化解风险。
一、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
（一）消费在波动中逐步恢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
202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明显改善，特别是消费增速的明显反弹，有效逆转了2022年四季度的加速下滑态势。2023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8%，其中，一、二、三季度同比分别增长2.5%、4.6%和5.5%，前三季度累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3.2%，拉动GDP增长4.4个百分点。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趋势图（图1）可以看到，2023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迎来两次小高潮，第一次出现在五月份，第二次出现在十月份，这恰逢两个重要“黄金周”，既体现强劲的疫后恢复效应，也是多年假日经济消失后的“重现”。2023年消费增长呈现以下特点：
图1 2014年—2023年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首先，服务消费总体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前三季度，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8.9%，对消费恢复性增长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4.2%，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46.1%，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我国人口规模大，消费潜力较大，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深入挖掘消费增长潜能，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持续需求支撑。
其次，接触型、升级类消费升温较快。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8%，在前两年的疫情冲击下，影响较大的是接触型服务业，随着疫情管控全面放开，餐饮、旅游、交通等需求迅速释放，接触型消费的场景变化也在明显加快，消费新业态不断涌现。在传统消费品增长明显调整的大趋势下，化妆品、通讯器材、金银珠宝等升级类消费增速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再次，绿色消费表现亮眼，成为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新驱动力。随着居民消费理念的转变，居民更加注重生活方式的绿色化。2023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增速分别达到33.7%和37.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已经达到29.8%，自主品牌新能源乘用车国内市场销售占比达到80.2%。限额以上单位低能耗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20%。绿色消费的增长空间在逐步释放。
（二）投资增速持续回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
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75035亿元，同比增长3.1%。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增长呈下降趋势，固定资产投资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减弱，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增势良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1.3%和11.8%，持续发挥投资对供给结构优化的关键作用。尽管2023年投资增速逐步下降且明显低于上年的水平，但两年平均增速为4.3%，明显高于未来20~30年投资的潜在增长率2.8%，因此，投资对目前经济增长的支撑不是明显偏低，而是依然偏高，未来的投资增长主要将是投资结构的优化和投资质量的全面提升。
图2 2022—2023年10月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增长变化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贸易进出口进入疫后调整期，“新三样”成为贸易新增长点
2023年前9个月，我国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价累计为17.6万亿元，同比增长0.6%；进口总额13.2万亿元，同比下降1.2%，进出口增速降幅收窄。我国贸易出口在经过疫情严重冲击期间的“超强增长”态势后，已恢复到常态增长期，出口增速放慢实属正常，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出口结构，无论从地域上看，还是从产业产品结构上看，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地域上看，有许多不利影响，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和对华战略遏制，使我国对发达国家整体出口面临诸多挑战，甚至在供给链上面临部分脱钩的风险。但出口的国别多样化却有利于我国出口整体形势的稳定。从出口的产业产品结构看，出口新优势在逐步形成。最大的亮点是“新三样”出口保持迅猛发展。前三季度，我国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绿色低碳产品，合计出口7989.9亿元，同比增长41.7%，占我国出口比重同比提升1.3个百分点，达到4.5%。
（四）前期两大增长动力（房地产和平台经济）调整，是影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重要因素
2023年产业经济中，有两大内生的调整压力，一是房地产行业进入长期趋势性调整过程，二是平台经济面临周期性调整压力。2023年前三季度房地产增加值同比下降0.9%，标志着房地产市场将进入长期趋势性调整期。我国对房地产的高度依赖由来已久，从供给端来看，房地产依赖不仅制约实体经济升级发展，导致产业降级和就业降级，而且影响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从需求端来看，如果长期不改变对房地产的依赖，那么会对共享发展及扩大消费形成明显的内生障碍。因此，房地产调整并不是坏事，相反，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问题是要着力化解其所带来的金融风险，防止其累计转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平台经济的调整与房地产调整不同，它只是繁荣后的周期性调整，未来升级重组后的发展空间依然巨大。得益于无接触、跨时空、交易成本低等优势，平台经济在疫情时期繁荣发展，但随着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以及平台过度繁荣所暴露的问题而引起的政策规制及信用建设的加快推进，平台经济不可避免正进入周期性调整过程，但调整是暂时的，未来将重回稳定增长轨道。
（五）PPI、CPI增幅“剪刀差”呈缩小趋势
自2021年10月PPI与CPI增速“剪刀差”达到历史最大值（见图3所示），随后PPI增速见顶回落。2023年各月，CPI增幅始终大于PPI增幅（反向剪刀差），反映了价格结构调整的合理性和趋势性。2023年前三季度，CPI同比上涨0.4%；扣除食品和能源核心CPI同比上涨0.7%，涨幅与上半年相同，核心CPI运行平稳。PPI同比降幅总体趋于收窄，前三季度，全国PPI比上年同期下降3.1%，降幅与上半年相同，PPI走势趋于改善。我国物价总水平有望继续小幅温和回升并逐步回升到年均值水平附近。2024年，在国内消费需求继续恢复性增长、一些过剩行业市场化去产能等的作用下，预计两类价格指数运行保持相对平稳，且CPI、PPI增幅“剪刀差”呈继续缩小态势。
图3 2020—2023年10月生产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同比涨跌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EPS数据库
二、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仍面临三端增长压力
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仍面临需求端、供给端和分配端的困难，如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要增强忧患意识，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一）需求端：消费不足，消费主导型经济尚未形成
从需求侧来看，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突出的表现为消费增长不足，消费恢复远达不到潜在水平。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征应是消费主导，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占据主导位置。三年疫情冲击，使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信心明显下降，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增强，似乎又回到高增长时期的模式，但实际上投资只是起到暂时的“托底”作用。一方面，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在于可能出现大量的无效低效投资，特别是许多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已处于长期的边际报酬递减状态；另一方面，过高的投资率以及“投资依赖症”的累积负效应越来越明显，使经济增长质的有效提升面临诸多障碍。投资率过高而质量不高时，必然意味着存在大量的产能过剩问题，大量过剩低效的资本品的存在必定以高负债为代价，需要支付大量的维护费用，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
（二）供给端：工业增长继续处于明显的报酬递减阶段，既带来明显的供给过剩压力，企业效益持续下滑，又因为高端产业链偏短导致就业升级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并导致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升受阻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压力反映在供给端上就是尚未形成创新驱动的内生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工业继续处于明显的报酬递减阶段，这是导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民营经济困难加重的重要原因。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1年后表现出了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减特征，增速首次降到8%以下，仅2016年、2020年和2021年这三年增速之比高于1，其余年份增速之比均小于1或为负值。整体而言，2011—2021年增速二者之比平均值为-1.19，表明这一阶段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处于持续的规模报酬递减趋势中。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效益下滑速度快于经济增长下滑的速度，改变这一趋势是无法通过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增速来实现的，唯一的出路是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注入新的报酬递增动能，来根本扭转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二是就业结构升级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创造高端就业岗位的能力不足，导致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生产与需求两方面制约经济增长。当前，备受社会关注的大学生就业难、尚未就业就已失业的问题较为严重。这有高校扩招导致供给过多的原因，2019 —2023年间，每年我国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分别为834万、874万、909万、1076万、1158万人，高校毕业生年增幅从2020年的40万人已经上升至2023年的80万人。短期内大学毕业生供给增多引发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供过于求问题，但更主要的问题是我国高端供应链过短，导致人力资本利用很不充分。具体来讲，大企业虽然研发投入在明显增加，却很少看见大型国企和大型民营企业有几千至几万人的研发团队，即过去明显增加的研发投入可能大多不是用于原始基础创新和原始应用创新，而是生产流程和工艺层面。这样不合理的研发结构，必然导致高端产业链链条过短，无法有效吸收大量新增的高质量人力资本，结果一方面会导致创新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会导致高端就业不足、人力资本浪费。
（三）分配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分配制度不完善，既制约了巨大消费潜力的释放，也不利于创新动能的培育
现阶段，巨大的消费潜力尚未完全释放出来，很大一部分原因可归结为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仍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消费率偏低问题长期没得到改变。当前阶段，无论我国经济增长是低是高，在经济总支出中，消费的比重却越来越低，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反映在经济增长上则是消费的增速与潜在消费增长率的差距在扩大。另一方面，消费稳定增长遇到了强的分配端障碍。其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当前居民消费不足问题突出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处于0.4~0.5时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近二十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在0.46以上，基尼系数长期偏高，对消费增长的抑制效应已开始全面显现。其二，财富差距显著扩大和严重的房地产泡沫问题等共同作用，对消费增长形成巨大的累积性“挤出效应”。这是导致居民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的另一个分配端重要原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到了“蛋糕分不好就难以继续做大蛋糕”的关口，必须要重视深化分配端改革，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这是扩大消费的最主要基础。
三、2024年宏观经济运行趋势
2024年我国宏观经济趋势如何？我们坚持宏观经济形势的“三看”，既看短期，更看中期和长期，尤其是要看中期发展趋势，短期形势决定于中期走势。未来五年是面临消费不足、制造业报酬递减约束、房地产深度调整及外部可能出现惊涛骇浪冲击等四重压力的关口期，关口突破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即着力释放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摆脱房地产依赖、化解外部风险挑战。在现代化的重要关口期，既面临巨大的经济调整和风险释放的持续压力，也面临高质量发展重大突破的历史机遇。关口突破将会使我国经济迎来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转机，其核心是提高“两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放松市场管制等，有望使潜在增长率在2027—2028年左右提高到5%以上。其中消费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整个关口突破期，面临调整、稳定和上升三种动力，也就是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格局中有关变量、领域将出现三种不同的走势。就2024年来讲，我们将之归纳为八大趋势。
（一）中长期消费增长空间巨大，消费决定经济增长速度，2024年受消费恢复空间的限制，经济增速将会有所放慢，预计GDP增长5%以上
受三年疫情的强力冲击和收入分配端问题的强约束，我国消费增长的巨大潜力难以有效释放。按照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新两步走战略部署，我国人均GDP差不多在两个15年间都要翻一番，届时人均GDP按现价差不多也达到6万美元左右，2050年前后，我国人均资本形成总额估计为1.2万美元左右，人均最终消费可达4.8万美元左右。而2022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总额和人均最终消费分别为6757美元和5349美元。即未来不到30年，我国人均消费有6倍的增长空间，而投资仅有1.2倍的增长空间。换算为增长率，人均消费年均潜在增长率为7.3%，人均资本年均潜在增长率仅为2.3%。可见，未来消费增长潜力巨大，消费决定经济增长速度。
2023年我国消费增长明显恢复，但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相比，仅恢复到一半，最好的月份如前两个月和8月份，也仅恢复到疫情前平均值的70%，还有30%的消费受体制机制性因素压制，主要是分配结构不合理导致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购买力不足。未来消费增长空间大，主要在服务消费，我国服务消费总体上还未达到其生命周期的中期，即加速期，沿海发达地区也仅刚刚进入这一加速期。如淄博烧烤经济、演唱会经济等，显示了我国聚集型消费和新型消费的广阔发展空间。“西安发布”公众号称，据第三方抽样调查统计，“TFBOYS十年之约”演唱会演出前后，西安住宿线上提前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尤其是8月6日至7日出行总订单量同比增长738%，门票收入3576万元，直接带动4.16亿元的旅游收入。展望2024年，考虑到疤痕效应的逐步消失，消费将继续恢复性增长，但分配端的约束会抑制消费的增长空间，预计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左右。由此决定了经济增长增速5%以上。
（二）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有限，但质的有效提升主要决定于投资增长的结构和质量，预计2024年投资增速将小幅回升
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空间有限，投资总量扩张受到人均资本处于增速递减阶段的限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呈长期的递减趋势，如果不顾后果地扩大一般性投资，不仅会加大许多行业的产业过剩压力，还会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率不合理提高而形成更大的风险。未来一段时间，规模过大的投资（投资率过高，目前仍在40%以上）和严重偏低的消费之间有待加快实现合理均衡，一降一升的需求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扩大内需，又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和需求间动态均衡发展，从而激发市场经济的更大活力。
首先，从分配角度看，投资和消费是分配关系的体现，高投资会对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占效应。其次，从效率角度看，造成我国高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的投资效率偏低，无法有效发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长此以往，易形成“资本效益下降—投资扩张—资本效益下降”的恶性循环。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工业品产量已经超过了产品生命周期的峰值，继续扩大投资只会导致更大范围的生产过剩、物价下跌。特别是，随着投资量的扩张，僵尸投资累积的也越来越多，存量资本的“堵塞”问题越积越大，不利于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再次，从资源配置角度看，沉淀下来的闲置资本造成经济社会总成本上升，产生效益损失。展望2024年，由于上年基数偏低的影响，投资增长有望小幅回升，预计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3.5%左右，比上年回升0.5个百分点左右，但比前两年平均值低1个百分点，投资增长将呈现逐步下降态势。
（三）房地产市场将继续处于深度调整中，亟需摆脱房地产依赖
2023年1—10月份累计，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5922亿元，同比下降9.3%，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深度调整中。预计2024年房地产将继续保持调整态势，因为房地产的资金偏好、供求关系以及预期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调整将呈现一种中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周期性调整，房价、住宅产销量等调整远未见底，房地产的风险释放也仅处于初期，希望稳房市来稳增长并不实际。相反，需要加快摆脱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着力化解房地产所带来的巨大潜在风险。一方面，我们要适应房地产形势的重大变化，积极改变房地产发展模式。过去形成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底层逻辑正在改变。从需求方面看，房地产由以土地为导向的增量模式，转向以存量人口为调整的存量优化模式。这种变化使得城镇房地产市场需求端从以新进城和刚需购房人群为主，逐渐过渡到以改善型人群为主。从供给方面看，房地产发展模式将从以传统的开发为主逐渐转向开发与城市更新并重。另一方面，必须尽快摆脱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最佳的宏观环境。高度依赖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实质是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和投资依赖症的主要表现，而正在加快构建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主要依赖于创新驱动和共享共富提供的需求支撑。如果我国经济长期摆脱不了对房地产依赖，必将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对高质量发展形成明显障碍。这些障碍包括：一是制约实体经济升级发展，导致产业降级和就业降级；二是制约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房地产依赖度高的地区，多为工业化发展明显滞后的地区或明显不重视新兴产业发展的地区，没有建立起自身的产业优势，希望通过房地产发展实现“超越”，结果陷入高负债、高依赖的“泥潭”。摆脱房地产依赖不仅要破除理论的迷雾，而且要从实践上主动作为。
（四）新质生产力将催生产业链加快升级，传统产业智能化低碳化融合化改造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2023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发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汽车产业增势喜人，我国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优势开始确立。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实质。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反映了产业现代化的核心。企业通过引入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竞争力，有利于整体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助推服务业的高增值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其中特别是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发展作为新一轮科学范式的重要发展方向，将赋能新质生产力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能源汽车作为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有效地验证了这一点。预计2024年汽车总产销售量有望突破3000万辆大关。同时，在产业大转型、大升级时期，产业之间的增长分化现象将依然明显，但2024年及之后的几年，将是传统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分化中突破将逐步代替分化中衰落，传统产业智能化低碳化融合化的改造释放出巨大的新动能。
（五）物价总水平将温和回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将有明显改善
从价格短期运行态势看，2023年三季度CPI和PPI已双双周期触底，开始温和回升。自2022年9月份CPI同比达到高点2.8%之后，CPI开启下行周期，至2023年7月份，CPI同比触底-0.3%，开始进入修复周期，10月份收窄至-0.2%。CPI环比于2023年2月触底-0.5%，随后开始温和回升，10月份收窄至-0.1%。PPI同样于2023年8—9月份周期触底，从2023年6月-5.4%开始修复，10月份收窄至-2.6%。PPI环比于2023年5月收至低点-0.9%，10月份上升至0.0%。同时从图4可以看到，2023年CPI和PPI环比涨跌均属于温和波动，难以出现新的大涨大跌趋势。短期看，我国经济既无通胀又无通缩的风险。受消费继续恢复性增长及市场去产能等因素的共同影响，2024年CPI有望温和上涨，预计增长1%左右，PPI跌幅继续收窄，但能否由负转正主要看生产资料供需平衡，恢复正增长有较大难度。
与物价增长，特别是与PPI关联较大的是企业效益的增长趋势。我们认为，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将会有较大程度的改善。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PPI的跌幅明显收窄，导致大多数投资品生产企业效益改善，在前期基数的影响下，2023年8月份以来工业企业利润转负为正，正体现了这一变化。二是未来可能出现的CPI增速温和回升将使整体企业效益得到较大的改善。三是针对2023年经济恢复中的新阻力，诸多行业与企业认识到需求不足问题的严峻性和长期性。因此，主动去产能去杠杆予以应对，这有利于产业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善，从而也会在产出效益上体现。
图5 2020—2023年生产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环比涨跌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六）青年人结构性失业问题依然突出，劳动力供需错配问题明显
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较为严重。有关数据显示，2023年1—6月16—24岁的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7.3%、18.1%、19.6%、20.4%、20.8%、21.3%，呈现逐步走高趋势，近12个月我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相比25—59岁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高出5倍左右。从就业结构层次上看，25—5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进入了较长的下降区间，自2022年11月的峰值5%已经下降至2023年6月的4.1%，就业率保持在高水平，而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这表明青年人的就业问题是目前我国就业中的最大难题。其原因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三期叠加因素的影响——城镇新增劳动力规模不断提高、推迟就业的毕业生不断增加、疫后劳动力失业压力骤然增大。二是由于产业链向高端延伸不足导致高端就业岗位供给严重缺乏，加之青年劳动力供给积累过多，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三是产业升级导致劳动力掌握的技能与企业需求不匹配、就业观念转变导致劳动力就业预期与现实不符。预计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青年人的高失业率仍然是我国最难的结构性就业问题。
（七）政府债务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优化地方债务结构的政策举措将逐步落地
长期以来，我国面临未富先老和未富先债两大问题。地方政府背负了较大的债务压力。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到期能否按时偿还的风险，加之地方政府未来还本付息压力难以化解，而债务的利息支出会进一步影响到其当期的财政支出、投资等决策。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人口老龄化会加大我国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压力。因此，政府部门还需要加杠杆。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和日本当年并不一样，1994年日本人均GDP水平已经接近4万美元，是目前中国人均GDP水平的3倍，但1994年日本政府的杠杆率水平非常低。目前，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公布的中国宏观杠杆率数据，2023年9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分别为22.6%和31.2%。所以，改善我国政府债务结构不仅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而且会使政府的付息成本下降。未来两三年，可以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或者扩大地方再融资债规模进行置换，进而大幅减轻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压力，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八）区域创新以重点城市辐射带动，“南热北冷”问题将依然突出
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的推进，创新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备受重视。区域创新范式积极变革，各地都在积极争取政策优势、制度开放。目前，区域创新表现出以重点城市辐射带动的特点，且“南热北冷”问题依然突出，根据《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2》，2022年第一梯队的六个地区创新能力强劲，为我国创新领先地区，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其中按照“南—北”格局划分，南方地区占据4个席位，而二三梯队的多为中西部地区，创新协调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我国多中心的区域创新体系基本形成，未来几年将会进一步巩固，包括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创新集聚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创新集聚区、以广东为中心的珠三角创新集聚区，以及以成都、重庆、武汉、西安为中心的区域性创新集聚区，将充分发挥其创新集聚的带动效应，增强区域发展的创新动能，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2024年稳增长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建议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强调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并提出2024年要着力抓好九项重点工作。我们理解，最重要是“以进促稳”，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在进和升中求稳，在进和升中有效化解风险。重中之重是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着力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迈出更大步伐，增活力、化风险、优预期。我们建议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有关“稳、进、立、破”的思路和政策举措。
（一）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注重“增长政策+结构政策+稳定政策”的协调配合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对宏观环境、居民消费意愿等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应加快推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从完善体制机制层面稳定市场信心。同时，还要注重“增长政策+结构政策+稳定政策”的协调配合，共同为稳定宏观经济、扩大内需创造条件。结构政策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又有助于提高稳定政策的调控效率，从而有助于扩大需求。现阶段，面对消费不足这一难题，仅依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难有成效，而通过结构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可以较好地提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采取较持续的以提质增效为主的稳增长政策，一个重点方面就是着力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二）建议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潜能，应重视发挥分配端改革的关键作用
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遇到了强的分配端障碍，因此应从分配端改革入手，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一是尽快制定和实施“一增一减”的税制结构改革，提高直接税比重，强化税制的累进性，建立公平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制度，此即“一增”。同时，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可以为另一边实施“减税”改革提供重要条件，即将增税的部分用于为企业降税，可大幅降低中小微企业的增值税税率和其他间接税费，最后全部取消，只征收企业所得税。此即“一减”。二是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减少低效投资，提高资本要素的效能，逐步降低投资率，增加可用于扩大消费的资源或能力。三是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功能，让人们减少后顾之忧敢消费。完善和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的稳定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显著地提高人们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促进居民消费倾向上升。四是做深做实高端产业链。提高高端就业比重，是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消费能力的重要途径。五是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重点是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既提高居民公共消费支出水平，又提高公共消费外的其他消费能力。六是优化消费环境，提高居民消费“时空便利化”水平。
（三）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提升经济内生动能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和体现发展实力的重要标志。整体而言，我国产业发展仍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产业科技含量不高，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水平，产业链上存在薄弱环节和明显短板，产业体系不牢固、不够健全。同时，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还有利于解决就业的结构性问题，为就业生力军“延链”、增加就业机会和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首先，应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建立有利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全面的支持体系，包括从财政资金、财政补贴、税收、贷款等方面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大幅度支持。其次，重视创新的内生作用。技术和资源是影响我国产业体系循环畅通的主要“堵点”“卡点”。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支点，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融合运用。最后，适时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增强产业政策协同性。把维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重，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用好各种政策工具组合，形成“产业-科技-金融-教育-人才”高效联动局面。
（四）推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有效化解房地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
房地产市场是否健康发展对产业端、供给端、支出端都会产生较大影响，目前亟需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改革。短期内，可采取适度的稳房地产的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防止房地产过猛调整。从中长期看，应着力引导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房地产依赖大多由于土地财政依赖，摆脱房地产依赖，关键是让地方政府尽快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地方政府加快摆脱土地财政依赖，是一项难度大、紧迫感强、需要巨大决心才能完成的工作，对有效摆脱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当务之急是，开源、转移和节流相结合，使地方政府尽快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首先，最重要的是适时和合理开源，用税制结构优化和征收新税来代替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和发债空间的收窄。其次，扩大产业发展的税基，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再次，坚持节流优先，着力提高公共财政支出效率。未来一段时间在推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还要有效化解房地产调整所带来的各种风险隐患，坚决防止其累积爆发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房地产政策的调整不是逆周期调节，政策目标是化解风险，要通过有效的预期管理，使市场与政策形成合力，防止因房地产调整过猛而酿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中，“软着陆”政策是房地产化解风险、减轻阵痛的最有效方法，即主动“去杠杆”，配套有效的对冲和保障措施。“软着陆”政策成功的关键是稳定市场的发展预期，对房地产的趋势、风险及政策目标必须有清醒和坚定的认知。
（五）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协调水平
首先，高质量发展最大的短板是县域经济和农村，要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强化以县域为中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机结合，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其次，要着力保障能源安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高效利用，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次，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进一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着力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1]盛来运.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就2023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310/t20231018_1943691.html,2023-10-18.
[2]王小广,梁雅楠,张晏玮.高质量发展阶段扩大消费的战略意义和实现路径[J].行政管理改革,2023(10):37-50.
[3]李晨,王小广,董倩,梁雅楠.破解当前就业困境需要三管齐下——2023年1-7月就业大数据和就业热点报告[R].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报告,2023-09-19.
[4]腾讯研究院《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2023》[EB/OL].https://aimg8.dlssyht.cn/u/551001/ueditor/file/276/551001/169292474059275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