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隋唐以前所谓“家有塾”，主要是士族或大族的家塾，与庶民关系不大。北宋以降，随着宗族社会和义田、义庄的发展，族学不再为士族专有，而渐及一般宗族。族学衍生于宋、元时期，明、清两代迅速发展，清中叶进入了黄金时期。族学是一族或几族设立的义务学堂，多称为族塾、义学、书院等，由宗祠或义庄管理、经营，为本族及姻亲子弟的读书场所。而数量更多的家馆，常称为家塾、散馆、书房、书屋等，多为独家开办，规模较小，有的也面向族内或姻亲子弟，均属民间教育场所。

　　清代族学散布各地，属于私学范畴，却是清代汉学繁衍的根基。族学以读书识字、敦亲睦族、人伦教化为基本目的。所谓“自古家塾之建，原为培植子弟，教育人材，以储齐治均平之具……其所以为学者，皆明人伦之道也”。许多族学为书香门第或富家大族所立，寄予了提升家族地位的期望。乾嘉年间，王昶的家祠有田八百余亩，并设有家塾。其友王鸣盛记云：王氏家塾有书二万卷，金石文字一千卷，“立国以养人才为本，教家何独不然。今合族子弟而教之，他日有发名成业起为卿大夫者，俾族得所庇茠，则无义庄而有义庄也。即未能为卿大夫，而服习乎诗书仁义之训，必皆知自爱，族人亦得相与维系而不散，其利不已溥乎？”这揭示了族学肩负的教化和兴族使命。

　　族学规模不等，设施参差。一些殷实之家不仅有蒙学，还有学术意味较浓的书院。家族书院在宋、元时期已不罕见，有的“书院本为家塾，后来扩大规模，变为书院”，成为宗族及乡里子弟的就学场所。家族书院至清代不衰，在地方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乾嘉“盛世”，家族书院纷纷出现。湖南衡山向氏在清初已有乡、县二祠，乾隆间再修家乘，增广祭田，设义学以诲子弟，建家塾，立书院，房屋十间，可容生徒50余人，与衡阳石鼓书院规模相当，名为“竹林书院”。某年夏，官员范某路过，对其族长说：“不若易‘爱莲’二字较稳。”向氏族人遂更名为“爱莲书院”。“书院”经营完善，以至士人赞誉：“吾衡诸望族不无义学，而家塾之宏敞未有逾于此者。”不独向氏子弟就学其中，“而他姓之负笈者亦闻风而至”。向氏书院更名之事，既可见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又反映其超越家族界限的倾向。

　　道光以降，家族书院并未随国势而衰落。浙江湖州菱湖镇王姓中下层官绅捐献房屋、地产，创办龙湖书院，后人称为“菱湖王氏书院”。在经济发达的无锡，除有官方助建的东林书院、二泉书院和城南书院外，也不乏绅商兴建义学、社学之举。嘉道以降，无锡著名的家族书院有建于嘉庆初年的秦氏书塾、华氏书塾，建于道光年间的孙氏书塾、侯氏书塾，建于同治年间的杨氏书塾、华氏书塾、季氏书塾、过氏书塾（两所）等。这并非无锡家族书院的全豹，却在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

　　清代“族之有家庙者十之六七，而其所谓家塾者，十无二三”。族学非每族皆备，有些族学也兼收姻亲子弟，如著名的常州庄氏。其姻亲子弟赵翼、刘逢禄等人早年均在庄氏家塾习读经史。在外家学习的刘逢禄、宋翔凤均传承、发展了庄氏今文经学，对清学格局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太平天国战火之后，同治至光绪年间，族学呈恢复、发展之势。20世纪初年废科举、兴学堂之后，兴办族学不再如火如荼，但其重要性并未消失。一些族学成为新式学堂的基础，如吴县沈氏书院在咸同之际毁于战火，光绪初年得以重建。清末废除科举后，族人便尝试“改革书院，建设学校”。嘉道显宦陶澍的族学变化在近代具有典型意义。

　　民初，安化陶氏的家族学校遍布资江一带，达九所之多，还不算外县的陶氏族学。民初安化的国民学校多在族学基础上改建而成，显示了族学与近代教育的密切联系。与此同时，近代新办学堂也多带有家族性。一些著名的族学，如武进盛宣怀家族的人范书院、无锡荣德生家族的豁然洞读书处都从族学转变为新式学堂，体现了新旧融合的特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