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投资和技术保护主义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共同作用下，原本以国际工序分工或产品内分工合作为代表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这“三链”的制度基础、技术基础和综合物流基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第一个特征是分散化。像美日欧这样的经贸大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将给世界贸易格局带来两个板块性新变化：首先，贸易战博弈的主战场是在大国间竖起一道道关税墙、科技墙、断供墙。当出口企业遇到关税墙时，将被迫走上原产地和出口市场多元化之路，选择一些没有受贸易壁垒影响、物流方便、区位优势合适的中小国家做出口替代。否则，将会失去美国等大市场。其次，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战威胁将促使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之间加速零关税、零壁垒的对等开放。国际市场格局将进一步碎片化，出现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甚至多个体系的分裂状态。

　　第二个特征是本地化。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智能机器人可以替代劳动力，削弱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对国际资本的诱惑力，更贴近市场、更贴近需求的本地化生产格局成为一种新趋势。

　　第三个特征是区域化。如美墨加协议、日欧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日贸易协议谈判、CPTPP等。排他性区域协定也对全球“三链”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如美墨加协议中的原产地规则中更高本地含量要求、“毒丸条款”等，都会割裂全球“三链”市场配置资源的内在联系。

　　美国的贸易霸凌将迫使受其影响的各国企业陷入混乱和困境，一些企业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够规避美国关税墙或保护主义壁垒的出口基地作为生产的“原产地”，这部分企业很可能与美国监管部门展开猫捉老鼠的博弈。而那些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在美国加征关税的压力下，可能会进一步采取与美国相似的保护政策。这样一来，更多国家将由过去主张基于多边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转而强调本国优先、“公平贸易”和“对等开放”式的开放交易，所谓的“对等”就是以关税等保护主义手段为威胁，强制要求贸易伙伴将关税税率降低到与美国相一致或相接近的水平，来维护“美国优先”所需要的利益。这将迫使中国转而采取促进强大国内市场的对策，扩大内需来抵补外需形势恶化带来的损失。

　　在分散化、本地化和区域化趋势作用下，中国市场一定是全球市场驱动型、效率驱动型、资源驱动型资本的主要投资地。相较于欧美两大发达地区的低增长率，中国市场展现出强劲的韧性、成长潜力以及强大购买力，未来几年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同时，与中国保持良好经济合作关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东盟国家发展势头强劲，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例已接近30%，今年上半年的成长率更是达到接近两位数的9.7%。而东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在这一趋势影响下，中国企业对欧美市场出口将进一步推动原产地与出口市场多元化，未来中国对欧美出口将发生在全世界，而不仅仅是中国。

　　出口市场多元化也意味着中国一部分产业将资本外流。资本外流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交换，国外新流入中国的资本更多是高技术服务业，而中国对海外投资更多是配置实业产业。如果未来新签署的FDI(外商直接投资)都是高技术服务业，而ODI(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实业投资，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因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国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可能带来的国内产业脱实向虚状况。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转型的阶梯式上升是从农业经济转移到工业经济，从工业经济转移到服务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而美国这次危机带来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当欧美产业上升到知识经济以后，国内出现了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空心化现象。在“三链”重新布局的新趋势下，中国时刻要注意牢牢把握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避免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受大环境影响可能出现的“脱实向虚”现象。(作者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