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翘首以盼党的十九大召开。在我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新一轮政治经济周期即将开启之际，适应经济发展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的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迫切需要从战略层面研究、认识和处理好八大关系。
第一，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出现重大变化，劳动力供给减少，资源能源趋紧，全要素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下降，居民消费升级换代越来越快。然而，供给总量、能力、结构和方式却不能适应需求变化，在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一些居民“持币待购”或者通过境外满足需求。解决这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既要完善需求管理政策，更要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需求侧管理。实际上，供给与需求不过是同一经济现象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从强调需求侧管理，到强调供给侧管理，再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明我国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向注重可持续发展转变，从重视经济增长数量和速度向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转变。
第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从制度层面重构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当然，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灵药。当市场机制无法内生足够的增长动力时，就需要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我国作为追赶型经济体，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又要遵循市场规律，善于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制定更加精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实现财政投入从直接到间接、从无偿到有偿、从点到面的转变，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保护幼稚产业，培育新兴市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脊梁，既包括传统产业，也包括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都可以增加新动能，决不能把两者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喜新厌旧”倾向，重视发展新兴产业，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却关注不够，有的地方“熊熊高炉即将熄灭，星星之火尚未燎原”。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产业一直是解决劳动就业、稳定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的主体力量，在绝大多数地方还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没有落后产业，只有落后技术。要注重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充分发挥好传统产业的基础和比较优势，在存量调整中催生增量，以做大增量促进存量调整，促进传统产业焕发生机。
新兴产业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目前虽然体量较小，我们还是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方向，制定新行业战略规划，开放新产业进入门槛，切实支持和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高附加值、高加工度的新兴战略产业，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近些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加快，制造业比重大幅下降。第二产业从1978年47.6%下降为2016年39.8%，第三产业从24.5%上升为52.8%。与此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一些模糊认识。有观点认为，我国已基本完成工业化，未来主要靠服务业带动，甚至还将化解过剩产能、治理环境污染误读为“去工业化”。
从历史上看，制造业比重逐步降低是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必然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地位下降。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过早放弃了对制造业的坚持，结果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推动世界制造业格局“大洗牌”，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制定出台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举措。我国制造业发展不仅承受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压力，还面临新兴国家和地区的追赶压力。
制造业是服务业的基础和市场，生产性服务业更是制造业的延伸和扩展。我们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但一定要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制造业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为目的。
第五，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不断发展壮大，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以上，超过美国。尽管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总额快速增长，但更多资金是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大量流动性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没有解决，资金“嫌实爱虚”“薄实厚虚”“脱实入虚”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出现严重失衡。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是不会长久的。无论金融业还是金融市场，无论金融改革还是金融发展，都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从长远考虑，需要积极推动金融改革。要加快发展民营银行、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微金融组织，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吸引全社会的沉淀资本通过股票、债券、票据、金融衍生品进入实体经济。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起资金流动性风险与投资回报之间相匹配的有效机制，畅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管道。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健全债券市场，不断完善保险市场，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试点，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全面清理金融自我服务业务，限制金融机构自营衍生品交易，加快清理金融服务中过高收费项目，严厉打击资本炒作和各种金融投机行为，主动挤出金融泡沫。推动行业收益率再平衡，缩小行业间收益差距，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更多地向实体经济聚集。
第六，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的关系。房地产涉及钢铁、水泥、玻璃、塑料、家电、装潢材料、物业管理、评估中介等60多个行业，不仅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安居场所，也有力地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房地产虽然还没有被政府正式列为支柱产业，但事实上却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1978年，我国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不到2%，21世纪初升至4%左右，目前已经超过6%。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很多城市，房地产已成为支柱产业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要看到，房地产本身具有的“高风险”“高泡沫”特性也阻碍了实体经济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国家将房地产业推高到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再发达，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民富国强。当前我国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减少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依赖，推动房地产与实体经济收益率再平衡。要大力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顶层设计，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要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因城施策去库存，运用各种工具抑制炒房投机行为，防止出现房价大起大落。
第七，大中型企业与中小微型企业的关系。企业规模有大有小，各有优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推动各种资源配置从大中型企业向大型、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并重转变。
在我国，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属于大中型企业，增强大中型企业素质首先是增强国有企业素质。要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体制机制问题，加大对国有企业智能化升级、科技创新、技术改造、节能减排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力度，加强业绩考核和政策引导，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
与大中型企业相比，中小微型企业“船小好调头”，往往能够及时适应市场变化。国外很多领先企业，规模并不大，却可以在某一个细分领域成为全球“隐形冠军”。在我国，几乎所有中小微型企业都属于民营企业，很多民营企业是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尽管制度上已经很少限制，但其实阻碍民营资本进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还广泛存在。要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更多支持中小微型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充分发挥中小微型企业的作用。
第八，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通过满足国内市场和服务海外市场实现经济增长。随着我国逐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就需要实施更高层次的开放战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
应该看到，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配置全球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现象。近两年以“一带一路”为统领，“走出去”已经从产品出口为主，转向产品、技术和资本输出并行。对外投资整体上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企业盲目跟风并购，也有极少数企业向境外转移资产。同时，有的发达国家设置障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遭到猜忌和抵制；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部分地区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应准确把握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鼓励有条件或有市场潜力的企业到资源富集国家或地区开展投资与合作，支持企业收购国外先进技术，鼓励品牌和产品“走出去”。对国内还有生产空间的行业和企业要区分“走出去”与“搬出去”，警惕产业链条整体外迁造成产业空心化。对支撑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的产业，要引导在国内合理布局，优先支持内迁西迁，在梯度转移中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