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刚刚30岁出头的廖建鸣担任湖北崇阳县金塘镇党委书记，当时他立志要干干净净做人，为解决群众疾苦而奋斗。一年后，他调任崇阳县水泥厂厂长。也正是那时，他从收受小红包开始，逐渐防线失守。据纪律审查人员介绍，2003年至2016年，廖建鸣共计收受红包礼金达230余万元。（7月24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
“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曾立志干干净净做人的廖建鸣，很快就忘了初心、失了底线。二十年间，他从收“小红包”到“捞大钱”，即使在十八大后也不收敛、不收手，最终深陷腐败“泥潭”，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据报道，廖建鸣的蜕变之始，是从收受800元的“小红包”开始的。“红包之祸猛于虎”，一两个“红包”看似并不起眼、危害似乎也不大，但累积起来也足以使人跌入深渊。
从已查案件来看，“小红包”已成某些人敛财的工具。“觉得自己像个收银员”的卢武福案发时，其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尚有74个红包；衡阳市委原书记李亿龙自定标准收受红包，对1万元以下的送来就收；吉林落马贪官蓝军曾拿红包向儿子炫耀：“看看，你老爸这官不白当吧！”
其实，“小红包”并非“小意思”。一旦泛滥成灾，还有引发官场地震的可能。在市委原书记李维员的带动下，广东乐昌公款送礼成为惯例、最终爆发“红包”腐败窝案。经查，该案共有72名领导干部涉案，“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其中，11人的市委班子成员9人栽在其上。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送“红包”者不是人傻、钱多，“投之以桃”是因为有所求；收者更是“心中有数”，惟有用权力“报之以李”。由此可见，打着“人情往来”旗号的收送“红包”，实质上也是一种权钱交易，不过披上遮羞布、穿上隐身衣而已。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对“红包”腐败，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严制度、抓监管、重问责，既以刮骨疗毒治“已病”，又以抓早抓小防“未病”。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