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镜鉴和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约束条件来看，中国要从超级新兴经济体升格为真正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超级经济强国，唯有持续激活研发主体的创新禀赋，并带动蕴藏在民间的营商禀赋的全面迸发，这是中国能否真正拨开经济增长的迷雾，迎来下一个超级经济周期的根本前提。
为期3天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昨日在大连落下帷幕。本次论坛主题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新兴经济体特色——“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吸引了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政商领袖与专家学者，与会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围绕各自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充分讨论，进行了较为激烈而丰富的思维碰撞；更现场聆听了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开幕式演讲，也在与中国总理的对话中了解到中国高层对本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和技术格局变迁的最新思考。毋庸置疑，本次高端思维盛宴，其释放的多维信息，值得与会者和全球市场主体细细品味。
能够搭建这种超级平台的，除了拥有广泛动员力的大国政府，就民间人士而言，大概非论坛创始人施瓦布莫属。即便是政经人脉广泛且在某种程度上领导该组织担任“最后贷款人”角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恐怕也无法像施瓦布先生那样，能够持续提供全球重大政经问题求解平台并给出前瞻性答案。因此，施瓦布这位“超级平民”，吃的是自家的饭，操的是全世界的心。由其一手创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已经从过去主要面对全球顶尖商业领袖的思维殿堂，逐步演变成政经领袖争相发表主旨演讲的最重要非官方论坛。甚至，达沃斯论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引领着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且每年的论坛主题都雄心勃勃，议题设计关乎全球合作、经济增长、制度改进乃至人类未来发展等等重大命题。事实上，从几个月前的达沃斯冬季论坛主题，包括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如何重塑全球合作、重振经济增长、改革资本主义，以及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本届夏季论坛着重探讨的如何扩大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的积极影响，确保新一轮颠覆性的技术发展能带来包容性增长，等等。其前后逻辑联系相当紧密。说明国际社会现有的智慧积累在应对上述战略性命题时，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和有待破解的盲点。
全球有没有真正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或许还有待指标性体系的检验，但就普遍的共识而言，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技术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确实正在改变并将继续改变要素配置、消费型态乃至人们的思维。而这一切，均源于突破式创新大潮的兴起。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中国正处于整体消费井喷、个性化消费呈现多元化、立体化发展的关键时期。预计在市场庞大发展潜力的带动下，未来科技与投资的诸多风口，例如生物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物联网以及新能源汽车，等等。将给中国企业提供极为广阔的行为空间，中国也有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上述关键研究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在美国权威的《MIT科技评论》杂志刚刚评选的“全球最聪明50家公司”排行榜中，中国有9家公司上榜；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首次跻身于世界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前22强，成为首个进入前25位的发展中国家。说明本就不缺创新与营商禀赋的中国，已经到了厚积薄发的关键时期。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波周期来看，当前面临的增长困局，是经济迈向更高逻辑起点所需克服的阶段性难题，也是中国在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过程中政府规制相对滞后的产物。中国市场主体向来不缺营商禀赋，亦不缺乏敏锐的市场直觉。当前尤须在整体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着力打造竞争性市场体系，营造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产业环境。
中国经济要步入更高质量的增长周期，既需要通过国有企业的持续深化改革释放活力，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力，也离不开民营资本特别是中小民营资本的责任担当。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理应积极创造条件，以前瞻性的政府规制，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产业发展的准入门槛，消除对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营造真正服务于“双创”的制度与产业发展环境。
梳理过去30余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正是得益于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民间长期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终于被激发出来，民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加上FDI的推动，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
当然，尽管中国经济在不少数量指标方面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但在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技术研发、制造业以及金融竞争力等领域，仍与美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其中，基于研发与产业化应用的制造业发展是最重要的支撑，只有在此基础上，拓展贸易价值链和金融竞争力，才能真正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美国的真正优势在于，既有举世无双的服务业，更有掌握高端价值链核心技术的制造业。未来制造业与发展模式的竞争，主要还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最终是战略性人才的竞争。
当前，我国需着力在制约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零部件研发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为此亟待针对某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以及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关键高技术，建立国家重大创新工程，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科技队伍的建设，形成产、学、研相结合、开放式的攻关体，在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优惠、研发资助等多个方面采取立体综合措施，以有效激励各种形式的自主创新。
从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科研与要素投入而言，尽管在部分地区和部分企业确实发展得具有相当活力，但也存在制约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比如企业在达到了一定规模后，便倾向于简单地追求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忽略了产品升级以及产业转型的动力；比如新的技术在转化为生产力时常遇到较大阻力，这与我国关于创新培育政策某种程度缺失有着一定关联；比如由于我国相对内敛的传统文化惯性，虽然政府、社会和越来越多的企业近年来不断强调创新，但要形成催生超级创新企业所需要的创新生态与开放的心态，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
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镜鉴和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约束条件来看，中国要从超级新兴经济体升格为真正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超级经济强国，唯有持续激活研发主体的创新禀赋，并带动蕴藏在民间的营商禀赋的全面迸发，这是中国能否真正拨开经济增长的迷雾，迎来下一个超级经济周期的根本前提。
（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