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5月3日）有媒体报道说，已经从北京大学退休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在一个多月前发出了一份自荐书，自荐担任即将换届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也夫在自荐书上向中国社会学界发出建议：规范和完善社会学会会长等职位的选举制度，在社会学年会上缩短或取消领导致辞，“让优秀作品的作者成为年会上最风光的人，不管他的资历高低”……但是，据报道，“‘自荐信’发出一个月，郑也夫居然未接到一个同仁的相关电话，很多接受记者采访的学者也多缄口不言”。
上述消息中，居然以“居然”说来形容郑也夫自荐信的反响，这显然与当下的学术界现状以及形成这种现状的客观存在有不小的违和感。当然，“居然”说也分明显露了对郑也夫的这份自荐书没能得到一些同仁反应的失望。实际上，郑也夫的自荐书有如此结果，应在郑也夫本人和社会学界乃至整个学界的意料之中。惟其如此，媒体所谓“郑也夫的竞选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无谓努力”的说法才有了出处。
在此掰扯郑也夫的竞选究竟是不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无谓努力”，这本身或许也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无谓努力”。但是，郑也夫自荐书提出的问题，却是社会学界乃至整个学界不能回避、实际上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社会学界和整个学界的学术道德、学术标准、学术规范、学术能力、学术成果、学术评价，以及建基其上的学术资源分配问题。这其中问题之问题存之已久，有些甚至已成为学术造假、学术欺骗、学术堕落和学术活动腐败的滥觞之地，成为学术造假屡打不穷、学术欺骗屡抓不绝、学术腐败难以从总体上予以清除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中国学界，学术资源可谓空前丰厚，因缺钱而不能开展学术研究、造成学术空白的现象越来越少。但是，与空前丰厚的学术资源为背景、相对应，相当多学术成果还难尽如人意，创新性学术成果仍然稀缺、紧俏甚至是珍稀品，创新型学术人才仍难以大量涌现。以社会学为例，在中国天翻地覆的改革开放以及持续了几十年的社会转型中，“居然”没有产生一部可以比肩昔日江村调查那样的社会学著述，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学界的遗憾和整个学界的遗憾。
当然，这种遗憾肯定不会以郑也夫能否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为条件而存在或消失，更不会因为郑也夫抛出一份想要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自荐书而有所改变。然而，郑也夫的自荐书也不啻向社会学界乃至整个学界抛出的白手套，它至少将社会学界甚或整个学界的有涉学术本身的问题摆在了灯光下面，让解决这些问题成了问题，让“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无谓努力”有了意义。
其实，不止是郑也夫，学界——不论是社会科学界还是自然科学界，持续不断多有学者吁求解决学界的学术道德、标准、规范、能力、成果、评价，以及应该据此而决定的学术资源分配问题。学术的归不了学术，行政的也就难归行政。行政学术不分，就既存在行政学术“通吃”的问题，也易滋生行政与学术的“跨界腐败”。学术规范、标准与分配学术资源的权力政出一门，那么就必然出现学术道德、能力和成果评价与分配学术资源的“需要”高度一致的现象。
学术组织，本应该成为专业研究者订立学术标准、规范的地方，也本应该成为据此而评价学者的道德、能力和水平之地。郑也夫的自荐书，其本意在此。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