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精准扶贫？它是通过在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品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扶持、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开展因需而异、因地制宜的精准扶贫活动，从而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
■从整体上提高贫困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是开展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首要目标。可立足贫困地区的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带动力强、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或独特产品
■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就要了解和把握当地的需求，切忌“大水漫灌”。有些贫困村的图书馆里都是一些“大路货”，可能80%以上都不是农民需要的。当他们提出具体需求后，我们马上设法解决，这样才能对接需求
■在所有的素养中，信息素养是基础，也最为关键。掌握获取信息的能力是改善教育状况、开发新的技能、寻找新的岗位、开创新的事业、健康决策乃至洞察环境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
思想者小传
吴建中 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197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英国威尔士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2年1月至2016年9月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曾任国际图联管委会委员、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等。出版《21世纪图书馆新论》《国际图书馆建筑大观》《世博会主题演绎》《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人的城市：世博会与城市发展》《知识是流动的》等著作20余部以及论文300余篇。
精准扶贫是扶贫攻坚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战略性调整，也是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所面对的多数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抓工作。其中，在谈及“明确重点，精准聚焦”时，他提出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向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领域合作拓展。
扶贫脱贫不仅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也是全球的共同追求。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共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致力于减贫、消除不平等、保护地球等目标，覆盖经济、社会、环境等三大领域。其中，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为17项目标之首。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一项战略任务，被很多老百姓视为“第一民生工程”。我不是经济学家，但为什么要讲精准扶贫呢？因为全面小康社会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其中关键是人的发展，这离不开文化精准扶贫。
“因户制策、对症下药”，制定个性化帮扶计划
我国的扶贫脱贫战略是相当成功的，过去30多年里实现了7亿人口的脱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部署，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军号。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
扶贫、脱贫最终可归结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获得感。因此，文化就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2016年6月30日，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召开全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十三五”时期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到2020年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什么是文化精准扶贫？它是通过在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品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扶持、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开展因需而异、因地制宜的精准扶贫活动，从而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逐步改善和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在这里，仅从手段、原则与目标三个方面对文化精准扶贫逐一说明：
文化精准扶贫手段。主要包括：夯实文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改善贫困地区的硬件环境；加大文化产品供给，输送各类优质资源和项目； 建立科学高效的综合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效能；帮助开发地方文化资源，创新发展本地文化产业；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向贫困人口传播现代文化思想理念和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
文化精准扶贫原则。一要精确定位。精准掌握贫困对象和贫困区域，以及当地文化建设的现状、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及实际文化需求，明确不同地区和人群间的文化差异，找准涉及文化领域的相关问题和症结。二要精准实施。坚持“因户制策、对症下药”的原则，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文化帮扶计划，集中力量提供有针对性并能切实满足当地需要的文化基础设施、资源、产品及服务。
文化精准扶贫目标。从整体上提高贫困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是开展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首要目标。在这方面，可立足贫困地区的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带动力强、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或独特产品，打造特色文化产业链，从而提升当地文化吸引力和文化附加值，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人口生活品质。
了解和把握当地文化需求，切忌“大水漫灌”
实现文化精准扶贫，需要在“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基础上，做到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因势利导。
第一，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文化服务。因地制宜强调的是适应性和本地性。资源和工具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要巧用本地资源和本地智慧。上海图书馆此前研发的“爱悦读盒子”，只需几百元就可以实现电子书阅读、电子期刊阅读、视频观看、办证、帮助与反馈、配置与管理等。成本较低，功能却很多。现在市面上类似的阅读工具还有很多，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当然，前提是互联网接入等基础设施到位。
第二，因人施策，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这里强调的是成效性，要因人、因户、因村而异，而不是一体适用。过去我们也提供了不少书刊及光盘等资源，但大多数都闲置在那里，很少有人翻阅和利用。如果只是摆设而没有实效，这样的形式主义将损害文化扶贫目的的实现。
第三，因势利导，实现扶贫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这里强调的是可持续性，不是为了脱贫而脱贫，而要一举多得，既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又能有利于生态保护、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文化部的指导下，上海图书馆调研工作小组2015年10月起花了3个月，对贵州省遵义市马鞍村、福建省寿宁市下党村和福鼎市赤溪村进行了实地调研。这三个村，一个是国家级贫困村，一个是省级贫困村，还有一个已经实现脱贫。调研后，我们有一个感受：他们有资源、有产品、有经济作物，问题是东西卖不出去。在下党村，有几位农民拉着我们说：“能不能帮忙培训一下电子商务？”那么问题来了，农民的信息素养要提高、要培训，谁来做这个事？如果“扶”了半天，都没有“扶”到点子上，又怎么能实现真正的脱贫？以前公共文化项目介绍扶贫标兵、扶贫活动等方面的比较多，但支持当地实际应用的不多，今后应重点支持那些可直接用于扶贫、脱贫的平台建设。
脱贫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通要方便。为什么赤溪村这个“中国扶贫第一村”能够实现脱贫？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花钱打通了该村与外界连通的隧道。道路开通后，赤溪村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去调研时，村民提出他们需要文化方面的资源。赤溪村是畲族聚居地，为此我们有针对性地提供了很多有关畲族文化的信息资源。福建省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源，也把相关资源提供给了赤溪村。赤溪村把当地的资源和我们提供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制作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达到文化致富的效果。
所以，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就要了解和把握当地的文化需求，切忌“大水漫灌”。我看到有些贫困村的图书馆里都是一些“大路货”、一般性的图书，可能80%以上都不是农民需要的。当他们提出具体需求后，我们很高兴，马上设法解决，这样才能对接需求，实现文化精准扶贫。
我想，对全国的图书馆和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结对子”做一些文化精准扶贫的实事。如果各县或镇的图书馆、文化馆都能通过志愿服务同相关贫困村“结对”，如果各地科研院所特别是农科院所有更多的技术人员同农民“结对”，那么到2020年最后5000多万人全面脱贫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所以，现在是我们用自己的专业资源和专业优势为扶贫、脱贫作贡献的冲刺阶段了。
提升民众的信息素养，努力消除数字鸿沟
信息素养是人民生活品质改善的重要尺度。过去，公共图书馆的任务是推进阅读，让更多的人识字并获得基本教育，以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所以，不少国家通过立法确立了图书馆的公益性服务功能。如今，光有识字能力或基础教育水平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调查表明，60%的现代企业希望求职者具备数字技能和信息技能。在此背景下，各国目前都在加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力度，鼓励公共文化机构推进数字阅读，以提升民众的信息素养和技能。国际图联更是致力于增强图书馆与社会的关联度，明确提出要发挥图书馆作为信息、技能、通信技术提供者的作用。
在所有的素养中，信息素养是基础，也最为关键。掌握获取信息的能力是改善教育状况、开发新的技能、寻找新的岗位、开创新的事业、健康决策乃至洞察环境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比如，金融素养。如今大多数理财项目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信息能力，可以通过财经知识讲座、信息操作培训等为民众提升金融素养提供服务。再如健康素养方面，可以通过卫生知识讲座和医生现场咨询等，为民众在医疗救助、健康养生方面提供信息支撑。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转型升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老少边穷地区也能用上微信、淘宝等移动服务。但是，这类服务基本上由商业性机构提供，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的占有率很低。为此，有必要发挥各级公共文化机构的综合优势，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突破口，着力打造各类文化服务应用或微站，并通过建立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实施相关商业平台和相关应用嵌入的试点，积极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转型升级。
二是探索建设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文化“服务云”平台。建议打造分布式、可扩展和互联互通的公共文化“服务云”。相关资源内容可以来自文化机构（按一定格式外包加工），也可以来自第三方或用户自发生产。事实上，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布局。再加上精细的战略和实施方案，我们完全可以在精准扶贫方面走出一条新路。
三是建立公共数字文化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资源数据、用户数据和服务数据是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的重要来源。只要能克服系统之间互联互通的问题，开发一定的数据接口，就可以很快建成公共数字文化大数据采集与分析平台，进而反哺各类公共文化服务系统。这方面的资源很多，但需要更有效的管理方式。国家图书馆在元数据管理方面已经提出了一些标准和措施，如果这些规范和措施可以推广，那么全国数据资源就能够处于一个有序的状态。
四是创新数字文化服务的模式与方法。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已经起步了，如福建省图书馆“文化一点通”和上海图书馆“爱悦读盒子”等方式都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案例； 丽水市和三明市在数字文化馆建设方面着力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乡村春晚”和“半台戏”等模式对吸引公众参与有明显成效。
但在实际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政府主导痕迹仍过于明显，自上而下较多，来自于群众的自发创造仍显不足。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加大政策鼓励和扶持力度，在项目资金、专家队伍和推广应用等方面进一步吸纳民间参与、激活社会活力。
总之，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消除数字鸿沟方面，既任重道远又大有作为。我们要广泛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推进服务手段的多样化，提升民众尤其是贫困人群的信息素养与技能。今后一段时期，公共文化机构基层服务的重心是精准扶贫，而数字化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最有效手段。让我们通力合作，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有效推进文化精准扶贫发挥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