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发布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报告。报告对全国十个省市、0-15岁的上万名儿童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超五成一孩家庭无意生二孩，孩子教育成最重要影响因素。(12月28日《北京青年报》)
之前，超过17万网友参的搜狐新闻相关调查显示，即便政策放开，43%的网友也不愿意要第二个孩子；27%的网友则处于“纠结中”；只有30%网友表示愿意要二孩。2015年，受生肖因素的影响，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655万，比上年减少32万。如今《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报告再度显示，超过五成的一孩子家庭无意生育二孩，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并没有达到井喷式的效果。
公众意愿的生育愿望不高，既便在政策放活之后，依然谨慎而理性，跟外部的环境有着直接关系。生育、养育和教育，是面临的最大成本考验，也是每个家长必须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优质资源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二孩放开之后也就意味着竞争的加剧。从育龄妇女生育之后，可能会在职场之上失去地位，到孩子入托入学要“拼爹”，再到双职工的孩子哺养，将成为其难以承受之重，再到之后的教育、医疗、住房的投入，都不是一笔小数字。
早在2013年，一个名为“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排行榜”的帖子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榜单所列的养育成本中，北京276万元，上海247万元，深圳216.1万元，广州201.4万元……其中，教育消费（包括常规教育支出、课外补习、特长培养、保险、旅游等）无一例外成为各地最主要的支出——以北京为例，竟高达240万元。当生育和养育的模式，已由之前的粗放式到时下的优质型之后，那么生育愿望的下降就顺理成章。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出现下降，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不过，当下国内的生育愿望，是否与发展现状相匹配，需要认真的研判与分析。按理说，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久压的生育愿意应当有一个触底反弹的过程，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生育意愿不强，亦是公众焦虑的集中化表现。若未能获得一个较为宽裕的外部环境，那么生育愿望还将进一步走低。
二孩政策带来的是体系化的考验，尤其是对公共服务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医疗、教育、保险等配套措施本就紧张，对付1.0都存在很大的难度，在对待升级的2.0更将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调查发现，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这四项公共服务资源状况，是影响生育二孩决策的重要因素。2016年是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一年，很多地方举行了 “二孩家庭日”，共同呼吁保障女性就业权，增加对托幼、儿科等领域的公共投入，创造适宜“二孩”成长的社会条件。
相比较于国外生育率的由高到低的演变，我们当前的生育政策调整有其独特性与复杂性，尤其是公共政策的配套上，还相当滞后。因而，在二孩政策出台之后，如何消解生育意愿下的环境焦虑，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公共课题。一方面于全社会，包括公共服务与管理者都应意识到“生育二孩不易”，并构建“再生不易”的共识。另一方面则在于，要不断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对公众权利诉求给予正面而积极的回应。毕竟，生育愿望承载着浓厚的公众权利诉求，唯有权利伸张得到了虑及，那么生育愿望才会由梦想照进现实。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