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8日，重庆晨报记者以《甘肃记者涉敲诈勒索被捕 报社：警方涉嫌“钓鱼执法”》率先对引发争议并众所关注的记者被抓事件进行了公开报道，此后持续报道直至记者张永生被微罪不诉获释。一年过后，记者通过多个信源证实，曾充满新闻理想仗义执言的张永生，获释后深居简出，严重缺乏安全感，甚至走在路上不时回头注意身后是否有异常情况。（12月27日重庆晨报）
曾经与一位学界的专家聊及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他说他最担心的其实不是传统媒体在传播和经营层面所受到的冲击，而是一旦传统媒体受到了冲击，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该由谁来承担。
虽然，在新媒体时代，自媒体的监督似乎变得更加容易，人人都可以像个记者一样，拿起手机记录现场，将看到的与听到的公之于众。但与接受过专业训练具有职业操守的记者相比，普通人在自媒体上的传播，更接近于传统新闻报道视野下的新闻爆料。至于怎样通过深度报道进行准确的舆论监督，这是专业记者才能干的事情。
既然如此，为了保证媒体舆论监督职能的正常发挥，就必须保护进行舆论监督的记者。所谓保护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落脚点应该是，让记者安心而投入地进行舆论监督。很多媒体一方面清楚地知道舆论监督报道是提升媒体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必有路径，亦是对抗新媒体冲击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却未必对舆论监督报道投入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当自媒体时代，受众甚至是传播者都乐于转载、舆论监督的权利依然不够强硬时，这让正在饱受新媒体冲击的媒体和记者由衷地爱上舆论监督并不太现实。
可是，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高质量的舆论监督，高质量的舆论监督又离不开高水平的专业记者。如果我们满足于自媒体上海量但真假难辨的信息，满意于舆论场内多样但流于情绪发泄的舆论，那么我们可以不关注传统媒体舆论监督职能的承担问题，也可以不关注职业记者的生存环境和从业生态。但如果我们知道舆论监督的职责是自媒体所无法承担的，是普通人所无法肩负的，就必须尊重记者这个职业，并且给他们应有的保护，让他们有充分的安全感，去做社会需要的舆论监督。这既是对记者的保护，也是对社会的保护。（乾 羽）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