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开篇中说：“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简单一句话，道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国家是分为“城”和“乡”的。相应地，中国的十多亿人口，也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要理解“城乡中国”的事情，对这“城乡分割”不可不察。
“城乡分割”，或者“城乡二元”，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可是，这“城”和“乡”，区别到底在哪里？二者是天然对立的吗？也未必。远的不说，前总理朱镕基在考察时曾感叹曰：“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看来，“城”和“乡”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抽掉细节的不同，城市和乡村都应有道路、学校、医院、商店、银行、邮局等等公共设施，都需要栽树搞绿化，都需要处理垃圾，都需要供电、供水、供气、铺设有线电视光缆等等。
不奇怪，城里人和乡下人是一个物种，生活的需求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差不多。
看起来，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在于产业，农村以农林牧渔业为主，城市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产业上的区别，带来城乡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口密度。农业的基础是光合作用，需要在大面积的土地上铺开，而且考虑到交通的因素，农村和耕地不能太远，要交叉分布，因此，传统乡村的人口密度不能太大。城市则不一样。工业、服务业对土地面积的要求低很多，不需要大面积铺开，可以聚在一起。
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基本规律，是村落、城市的发展壮大。在社会学、经济史的研究中，城市的规模往往代表了一个文明的发展水平，有人甚至说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这个“最伟大的发明”的由来与动力，值得进一步研究。粗粗看起来，人们是倾向于聚居的，先是聚在村子里，后来又聚在城里。从这个角度看，城和乡，不过是聚集程度不同而已。
倘若拉长历史，“城”和“乡”的界限，就会更加模糊。大约在11000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先后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人类开始大规模驯化动物、培育植物，种植、饲养取代采集、捕鱼、狩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相应地，游牧的方式逐渐让位于定居，村落开始出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
其实聚居也不是人类特有的活动，蜜蜂、蚂蚁、海狸都有着复杂的聚居形式，并且是高度分工的，而且还学会了改造居住环境，就像人类一样。
人类和其他物种的“聚居”，或者并不是“天性使然”，而是生存的需要。狩猎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一定的合作，这样才能捕捉大的凶猛的动物。即便是捕猎弱小的动物，“围猎”的效果也要远远超出单打独斗。到了农耕时代，驯化动植物的知识，也需要在聚集的人群中才好交流、保存和传承。考虑到当时文字还没有出现，语言还很不发达，聚集对于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聚集对于安全和防卫，显然也是重要的。
从这些人类早期的进步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进步的源动力：交流和合作。没有交流和合作，知识很难被积累，生产很难进步，人类不可能走出丛林，走上平原，走进城市。尤其在早期，每一步可能都很艰辛。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交流与合作是人类聚居的根本原因。
村庄是一种聚居，城市是更高程度的聚居。当生产进步了，粮食产量增加并且可以长途运输和储存，人类可以达到的聚居程度就增加了。这时候，更多的人就可以聚居到城市，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面，是欺骗与争斗。人类的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