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历了过去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经济规模不断上升，如何获得持续增长将是关键，而创新则是主要驱动力。但创新难度巨大，创新驱动的任务艰巨，需要对可能的困难进行前瞻性分析和研究。
首先是不确定性与规划之间的内在冲突。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确定性，目前力图用规划的手段来实现创新，难度不言而喻。
其次是随机性与具体领域的冲突。由于技术创新本身具有随机性，因而很难断定哪个领域能够真正获得突破，即使获得突破，发展空间还需要依据市场来定。有些技术可能获得了一些突破，但可能突破有限，还不完全具有重大的和根本性的革新意义，因而难以成为有效的创新。而事实上，有些技术完全是偶然所得，比如互联网技术。
再次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冲突。创新主要是市场行为，因而政府主导的规划需要特别谨慎，当然并不能天然地认为，创新必然会自发形成，政府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技术进步。首先，政府与市场的利益考量有所不同。政府关注的是社会福利和利益，在具体创新中能弥补研发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但是，在技术研发成功之后，扩散过程中，政府更多地可能会关注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希望尽可能加快技术扩散，更多人获益。而企业家更多时候关注其垄断利润，创新本身就是通过企业家发挥其企业家才能和冒险精神来实现的，市场进行创新的目的是获取超额利润，这就形成了与政府社会目标之间的冲突。其次，政府与市场在风险偏好上存在着差异。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技术未必成熟、市场未必认可，因而风险通常较大，能获得成功的概率并不是很高，而一旦成功，收益巨大，这种高风险高收益只能由企业家承担；而政府通常追求的是稳健，因而两者行为上和风险偏好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还有就是不对称信息引发系列问题，包括公共政策低效率、企业套利等问题。公共政策在创新中较为直接的是对创新活动进行补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补贴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即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创新活动中不仅有着不确定性，不对称性信息更为明显，企业家及从事创新的科学家之间有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补贴是具有价值的，通常补贴带来的社会价值高于企业提供的价值。一方面，补贴难以真正奏效。在天然的不对称信息情形下，通常各种形式的补贴政策都可能难以奏效。相反，企业家容易变为套利和投机者，更为严重的是，政策执行者也有可能牵涉其中，导致腐败问题。因而在公共政策选择上需要特别谨慎。
最后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试验发展之间的冲突及发挥效应的时间差异。基础研究发挥基础性作用，虽然看似无用，却是长期创新的关键。应用研究起着推动作用，试验发展是直接的推广和应用。在研发投入上，目前投入并不充足。有限的投入通常追求较快获利，这就使得更多的研发经费是用在试验与发展上，用于应用研究的不多，用在基础研究的更少。过于追求立竿见影和短平快的项目，这就导致了模仿偏多，真正的创新少之又少，而且创新的后劲严重不足。中国在基础研究上投入太少，而应用和开发比重相当大，这部分说明在研发投入上过于急功近利，这种追求立竿见影的投入客观上效果不佳，与创新目标的长期路径也有着明显的冲突。
可以肯定的是，当前已经面临重大的现实挑战：创新能力不足是短板，但创新又是中国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重要性和难度同时并存，在短时间内要获得突破有比较大的难度，需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情形，在“十三五”期间需要更加妥善地推进，要有针对性地实施谨慎的公共政策，以此提高创新能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