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廖丹妻子被查出尿毒症，因没钱给妻子治病，廖丹找人私刻了北京医院的收费章，以免去高额透析费。多年没被发现。到事发时，涉案金额高达17.2万余元。廖丹涉嫌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今年5月16日，廖丹的妻子杜金领去世了。廖丹表示感谢大家帮助，“不要像我一样做违法的事”。剩下善款近4万。（2016年5月18日 新京报）
廖丹妻子的离世，再次将五年前的热点新闻“刻章救妻”送上头条。廖丹为救妻子，私刻医院公章，涉嫌经济诈骗，触犯法律，必然要接受法律的制裁。随着妻子的离开，整个事件彻底地落幕了。然而在这件事背后的声音和思考却从未停息。有人说廖丹可怜，妻子和他无力承受起高昂的透析费才选择铤而走险；但也有人说廖丹可恨，触犯法律的底线抱着侥幸心理就是违法犯罪。情理和法理在他身上激烈地打着架，为了救命而违法的行为似乎并非不可饶恕。这件事仿佛变成了一个悲情的浪漫主义故事。
廖丹是千千万万个最底层民众中的一员，他的处境也是无数百姓可能会面临的处境。在笔者看来，他的“刻章救妻” 背后，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行为不当，更折射出当下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弊病和失职。
廖丹的妻子是河北户籍，他是北京户籍。然而由于当下医保的户籍壁垒，导致妻子的治病钱不能报销，但是如果回河北异地治病，不仅麻烦，来往的路费也太高昂。医疗保障制度在他们俩身上都得不到实现，他的钱在巨大的医药费面前无疑是杯水车薪。在生存的底线和法律的威严之间，他做出的选择是无奈却可以体谅的，甚至看上去有点悲壮。
其实在当今许多一线大城市里，像廖丹和他妻子一样的人还有千千万万。他们多是城市的流动人口，他们在政策面前无路可走，要么异地治病，要么就是本地不敢治病，高昂的医药费仅凭他们一己之力是承受不起的。谁曾想到，由于当下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以及人口流动的因素，竟使得本身促进公平的医保制度反而成了不公平的源头，医保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变成了对他们权益的剥削和伤害，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越来越重的敌意弥漫在同一个的城市本土人口和城市流动人口之中。而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必须推动全民医保一体化，将各个省份、各个地区之间的利益壁垒打破，使得当下的医疗保障制度变成全国可以相互认可认定的，真正保障公民的保险。
廖丹铤而走险的“刻章救妻”行为，刺痛的是千万人的神经，亦让整个社会感到疼痛——从社会人士踊跃的捐款和媒体报道的悲悯视角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在同情和思考之后，我们更应该呼吁相关责任方拿出决心和行动。距离廖丹被判处缓刑过去了快四年，如果这时候出现第二个“廖丹”，结局是不是会重演？如果他们得救了，那么救他们的依然是社会的慈善还是医保制度的完善？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