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佛山中医院遇到件大麻烦事。一位杨姓患者被人打至颅脑重伤昏迷，经该院救治后病情趋稳，但始终处于植物人状态。该患者在医院一住2年又7个月，经多方会诊，患者已达医疗终结标准，但亲属就是“赖”在医院不搬离。医院无奈打了两场官司，最终法院下了“搬离令”。但其亲属依然故我，甚至表示，若强制执行，他们就抛下植物人不管了。
这可难住了医院。患者长期滞留医院，不但欠下巨额费用，而且干扰医院的医疗秩序，挤占社会公共资源。但若无亲属的配合，医院对植物人有何办法？不仅医院作难，法院也尴尬。法院秉公支持医院合理诉求，案也判了，但如何执行？若不执行，法院判决岂非形同废纸？法律的公信力何在？
看到这新闻，很多读者都谴责患者亲属的不义，甚至骂其“无赖”。显然，无论情理还是法理，医院尽了责，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就该出院，岂能把医院当成“家”。如果类似现象得不到遏止，乃至形成恶性循环，对患者对医院对全社会都将没有赢家。极端的结果甚至可能医院不敢再收治类似重症患者，大家都往外推。
佛山中医院的遭遇并非孤例。多年前羊城晚报便曾报道，深圳武警医院因救治植物人水平高而闻名，结果出现不少植物人滞留医院的现象，甚至植物人醒了，亲属却跑了，这颇令医院为难。其他医院大多也遇到过患者“赖”在病床不走的情况。
作为患者，植物人的特殊性在于巨额医疗费和后续艰辛的康复护理，对许多家庭来说都承受不起。如佛山中医院的这位植物人，是贵州外来工，致其重伤的肇事者已获刑，但赔偿款未拿到，面对巨额医药费，家属该怎么办？显然，这些单靠法理是无法完美解答的。
其实，这也折射出我们社会的一种困境，即对包括遭受意外伤害等在内的重症患者缺乏公共保障和救助机制，遇到类似情况，舆论极易陷入简单的道义和是非曲直之争，但要寻求最终出路时，人们才发现面对的是死胡同。
这位患者当然该出院回家，或者送到康复医院治疗，但有无康复医院愿接收他，巨额的费用谁出？即便亲属愿将其接回家，但其父母日渐老去，他能否得到良好的护理？面对无止境的精力财力消耗，他的生命尊严又有谁来保障？
不能不说，患者一旦变为植物人就成为最弱势的特殊群体，如果社会再缺乏人道温暖与实质性的救助机制，其生命旅程必将雪上加霜。对重症患者的社会救助机制包括特殊医保基金等需尽快补课了，在此之前，对佛山中医院这名患者及有类似遭遇的人，则需社会、政府、家庭等各方齐心协力，共伸援助之手。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