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大虾”，可谓睥睨整个天下。纵使前有屠呦呦获诺奖，中间有“TPP”扰乱国人心，后有黄教主的世纪婚礼，“青岛大虾”，对，就一盘虾，却分分钟上条头，霸占本就稀缺的媒体版面，抢占全体国民的眼球。
人们关注“青岛大虾”，更从各个方面来解读它。有人说它的背后预示着移动互联网革命，有人说它“走红”源自于公众郁结的被宰情绪的爆发，有人说它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总之人们全方位的解剖这只“虾”，希冀为“美丽中国”的构建添油加码。但让笔者感到意外的是，众声喧哗中，却唯独少了商业伦理那一种——人们有关商业伦理的提及甚少。
所谓商业伦理，惯常的解释就是商业活动中的伦理关系及其规律，核心内容是商业主体应该遵守的商业行为原则和规范、应当树立的优良商业精神等商业道德问题。就此有论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伦理是商业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伦理的灵魂和核心。”由此可见，新鲜出炉的“青岛大虾”，涉嫌欺诈，侵犯顾客权益，扰乱市场秩序，丢失起码的商业原则，明显也是一起严重违反商业伦理的事。
诚然，准确地说，不知从何时起（也许自三聚氰胺事件开始），我们就较少谈论商业伦理。对此，你当然可以如吴晓波那般，倾向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观点：因为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故而也认为我们自古以来就缺少商业伦理，甚至说从来就“没有独立的商业伦理”。但问题是，这有关系吗？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一穷二白，可到了今天，相比而言，人家有的我们也有，而我们有的人家不一定有。既然商业伦理缺失，重新构建不就行了么？
就现实而言，商业伦理之所以快被我们遗忘，一来，可能是有违商业伦理的事件太多，麻木了。回想起自三聚氰胺事件伊始，那“一发不可收”的食品安全事件，简直是“易粪相食”的时代，哪有心情去吐槽神马商业伦理？此次也是，“青岛大虾”甫出，“帝王蟹”、“天价药草”、“丽江酒托”等纷纷涌现，任何一个代入感稍强的旅客，难免就会心生无力：景区好可怕，我要回家找妈妈。二来，所谓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若法律上的事情都没缕清，如“青岛大虾”这般，存有明显的监管不力甚至执法懈怠，就嚷嚷着商业伦理，难免显得要求太高，虽然这只是基本的要求。
但天生注定我们不得不重视商业伦理。因为商业伦理之于市场经济，就好比社会道德之于人类社会。商业伦理一旦缺失，市场经济注定乱象，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是受害者。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哈佛大学的研究就认为，原因除了华尔街受到的利益驱动、监管缺失之外，商学院也难辞其咎。因为美国顶尖商学院培养的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缺乏对其伦理价值观进行系统的培养和塑造，“结果是那些涉世不深、又急于快速致富的人将世界推入深渊”。
所以，无论怎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语境下，商业伦理不可或缺，我们还都重新寻回。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