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13日对外公布，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官员昨天通过记者会向公众做了说明。《意见》将国企做了商业类和公益类的区分，提出国资监管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对高管差异化薪酬、设立党组织等做了更具体的规定，在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认同。
然而对国企的基础性偏见长期在舆论场蔓延，一些人不看好国企的新一轮改革能在2020年前取得决定性成果，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公开宣称“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指责这次改革没有触动既得利益，有垄断权傻子也能赚钱。盛还鼓吹“国家退出去让民营企业经营就完了”，说央企合并是灾难，肢解更利于中央管理。
这次国企改革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条件要比上世纪90年代的那次大改革好很多，改革也不会导致大量国企破产、人数众多的国企员工下岗等突出难题。但是当下国企改革的舆论环境形成较为突出的“逆境”，这为改革带来不同于以往的风险。
上世纪90年代那一轮国企改革，困难之大今天难以想象。上千万国企职工下岗，要是在当下，恐怕根本就推行不下去，舆论的抵制很可能会让改革流产。但当时的改革虽然艰难、曲折，还是走下去了，在安抚下岗职工、帮助他们应对难处方面，政府和社会、包括舆论机构大体拧成了一股绳。
今天对改革的设计完全出于对社会长远利益的理性思考，分析《意见》，看不到有将直接蒙受利益损失的群体。国企高管的薪酬已经降下来，这有利于新的改革以此为起点，设计激励国企管理团队积极性的具体办法。《意见》进一步确认了混合所有制，这对于解决国企的垄断、低效等问题都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有利于民企长期呼吁的“平等经营环境”的形成。
然而舆论场对国企的不友好似已固化，一些巴不得国企早些死亡的声音经常耀武扬威，唬住了不少其他声音，制造了它们代表民意的印象。这些声音在民众中制造了困惑和茫然，在各地国企管理机构中则引发了焦虑和不自信。国企改革要改得准确，基本不出问题，这恐怕是不少改革者都有的现实压力。
国企这些年出了腐败，损害了自身形象，但民间并不存在对国企普遍的“怨恨”，逢国企必骂是互联网上与现实社会对应性极小的奇怪现象。让国企通通把空间让给民企，让中国若干个大家族主导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不是中国人的愿望。出门坐张家开的地铁，去李家的连锁加油站加赵家的汽油，晚上开灯用王家发的电，中国人恐怕尚没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这更非我们哭着喊着要实现的。
《意见》提出到2020年国企向国家上缴收益将达30%，这个比例说提高就可以提高，反映了国企的确“归人民所有”。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让私企提高几个百分点的税率，将会有多难。
国企的所有问题都动得了，国企高管的薪酬说降就能降，还有什么别的利益调整不了？民众恢复对国企的信任，坚决支持国企改革，包容这一过程的某些具体困难，这是本轮改革能够推进下去，不断根据实际追求最佳效果的重要保障。
国企是中国社会公平的根，是这个国家进行政治经济综合调整的砝码。很多人担心国有资产流失，这是对的。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最根本途径是通过改革壮大国企，国企的孱弱和濒临倒闭是非国有力量明里暗里侵蚀国有资产的好机会。
应当承认，国企面临不好的舆论环境，以往它们自身应对舆论的老旧作风起了坏作用。国企改革必须获得公众的支持，包括表层舆论的支持，国企和相关管理机构需在这方面行动起来，人们更期待现实的说服力。(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