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财政部长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以来，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部分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生产力要素配置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那么，生产力发展就会处于停滞状态，整个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生产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经济收入总体达到中等水平，但是，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客观描述，它旨在说明一些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之后出现经济停滞的状态，一些人将这种状态概括为东南亚模式和拉丁美洲模式。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先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这些国家很快陷入经济停滞状态，有的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倒退现象。在分析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时候，既要考虑到现实的普遍性，同时也要考虑到历史的特殊性，不能把特定时期分析少数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概念用于分析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一些经济学家在描述部分国家经济社会状况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很遗憾的是，这个概念在中国被无限扩大化了。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经济规律，当然也不是一个政治规律，它只不过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西方经济学家对一些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问题进行的客观描述而已。中国的决策者既要充分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尽可能地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形，同时又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尽可能地找到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千万不能一方面强调道路自信，可是另一方面，却把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描述某些国家经济现象的概念作为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假定，盲目照抄照搬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提供的经验。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既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分配问题，甚至还包括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必须统筹兼顾，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种不利的因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多管齐下，对症下药。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传统的增长模式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形态和经济发展动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经济稳定增长。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决策者应当充分意识到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通过加快生产关系的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决策者还必须注重上层建筑的改革，必须把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努力形成尊重劳动的社会氛围，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创新的主体，让每一个公民都成为国家发展的主人翁，因为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假如单兵突进，在改革的过程中只注重经济改革，而没有全面深化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充分说明，改革必须充分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中央制定的各项改革政策必须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获得感。这既是改革的强大动力，同时又是中国改革的终极目标。
当前我国生产力改革与生产关系改革不相匹配，经济体制改革与上层建筑领域改革不相吻合。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笔者的观点是，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必须尽快实现社会资源共享，逐步改革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过去每当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总是习惯于运用财政税收金融货币政策工具刺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是调节市场经济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频繁地使用，必然会导致市场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处于被动的状态。政府应当学会休养生息，减少财政税收和金融货币干预，只有这样才能让市场主体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应当把握大局，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千万不能越俎代庖，如果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必然会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被扭曲。
中央政府应当树立这样的观念，那就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为了改变资源配置的结构而不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中央政府应该考虑减少金融领域的资本利润率，让大量资金进入中国的实体经济，促进中国经济健康成长。中国的财政税收政策必须围绕着中国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作用，千万不能让中国的财政税收和金融货币政策成为中国经济泡沫化的催化剂。如果为了加快经济的增长而鼓励虚拟经济的发展，那么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出现严重失衡的局面。中央政府应当审时度势，应当在稳定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制定更加可靠的宏观调控政策，千万不能制造虚假繁荣景象。
第二、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已经使中国的收入分配体系发生巨大的变化，实现社会均衡发展应该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发展趋势。中央政府应当尽快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大规模地减轻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与此同时，应当对资本市场的资本所得征收资本所得税，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象。
当前中国劳动者受到的损害是多方面的，工资收入的不合理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不合理的货币政策以及不合理的税收政策，都会增加劳动者的不安全感。中央政府应当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减轻劳动者的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负担，这样才能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中国要素资源价格的不合理已经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必须在调整要素资源价格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要素资源合理配置体系。当前我国绝大多数重要的能源资源和运输通信行业实行的是政府定价，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相互掣肘，使得中国重要能源资源和运输通信价格出现了国内外市场倒挂的现象。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尽快制定专项的法律规范，明确要求重要能源资源和运输通信价格透明化，通过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国内市场繁荣。如果继续迁就少数能源资源垄断企业，维持现有的价格不变，那么，中国的资源要素配置将会更加不合理。
如果不采取措施降低我国电力、交通运输、通信等领域的价格，中国产品将会彻底失去竞争力。当前我国重要能源资源交通运输和通信行业价格已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极为不利，对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极为不利。应当尽快启动价格改革机制，通过精简合并相关的机构和企业，大幅度降低能源资源和交通运输通信行业的价格，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经济恢复活力，才能让中国的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
总而言之，改变传统的政府投资经济发展模式，避免虚拟经济损害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应成为中央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尽快征收资本利得税，确保劳动者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逐步提高，应当成为中央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应当尽快研究价格体系改革，在完善国有企业监管体制、实现国有企业重组合并的基础之上，大幅度地降低国有垄断能源资源交通运输和通信价格，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