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原副局长崔海容接受媒体采访，就行政审批问题谈到南方某省会土地房产部门的一个打字员受贿400余万元，原因是需要到她那里打印材料的人太多，打字员就有了谁先谁后打印的选择权，而“搞房地产的老板不差钱，早一天审批过关，就早一天回收银子”。他还表示，行政许可审批，前些年确实较繁琐，比如房地产项目，从征地到房子盖起来，要盖近百个章子，每个章子加盖过程中都可能存在寻租的空间。（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6版）
小小打字员，竟也能受贿数百万元。如此荒诞的桥段，不得不叫人拍案惊奇。现实再一次表明，封闭而繁杂的行政审批体系内，任何一点点权力，都可能衍生出一连串的设租、寻租事件。一方是公职人员伺机兜售“职务之便”，一方是营商者不惜花钱绕开程序。于是久而久之，纸面规则几被架空，种种隐匿的地下勾当，俨然成了唯一被信仰的“办事秩序”。
任何形式的权力寻租，其大致逻辑都在于，“人为制造垄断，然后提供一种稀缺性资源”。以本案为例，房管部门指定了专门的“材料打印者”，但现有打字员明显人手不够用。在这种供不应求的格局里，本应本着“先到先得”的自然排序原则分配资源，却因为有人暗地拿钱开路，使得整个过程异变成私相授受的“竞价游戏”……可以想象，当刚性的行政审批，因层层加价、环环食利而变得弹性十足，其制度正义性势必遭疑。
如果说繁复的行政审批，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存在，那么疲软的公职人员约束框架，无疑会放大这种“不合理”。诸如打字员一类的一线办事人员可谓数不胜数，若他们无法得到有力监督，则意味着一种集体性沉沦的风险。其后，在公共雇员职业道德整体败坏的背景下，公共管理的制度成本势必陡增。营商者不得不支付高额的“买路钱”来打通关节，而这部分“开支”将折算成商品成本，最终由终端消费者埋单。
恰是有鉴于此，如今自上而下力推的简政放权，以及行政审批的取消、下放，自然而然获得了广泛支持。比照“小打字员受贿数百万”的极端个例，这一类改革的意义似乎更加凸显。一方面，此类变革，旨在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市场交易费用，从而释放更多的市场活力和创富热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动营商道德、公职道德的正本清源，以制度的删繁就简抵御人性善变之恶。
过往经验一再证明，行政审批事项的设立，理应回溯到“非必要则不设”的最初标准；行政审批的运作环节，则应确保“服务的充分供应”以及“对执行者的充分管束”。毕竟，只有精简、高效和正派的行政许可审批，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其作为市场看守者与筛选者的功能。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