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2月，达拉特旗公安局两次向该旗人大常委会发函，请示对涉嫌合同诈骗的人大代表杨宾刑事拘留，但该旗人大常委会投票否决了警方的请求。
《代表法》第32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给予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是为了保护其代表选民表达意志、正常履职的权利，而非授予刑事责任上的无限豁免权，也与依法打击犯罪之间不矛盾。
可是，从“人大否决刑拘”来看，有几个细节性问题需刨根问底：其一，从报道上看，警方只是发函请示，在表决前是否提供详细证据材料，让人大常委会客观公正地行使权力？其二，警方提请刑拘杨宾，是因为他涉嫌合同诈骗，与其履职行为无关。对人大常委会来讲，应认真审查刑拘杨宾是否涉嫌对人大代表履职行为进行打击报复，而不是简单地搞投票表决。
人大常委会的表决，是一种严肃的法律行为，对于两次否决刑拘杨宾的议案，理当给出更翔实的说明和解释。对人大代表的保护，应严格限于与其履职行为相关的领域，而不可任其沦为犯罪的“尚方宝剑”。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拒不许可对涉嫌犯罪的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应当怎么办？是否可以对人大否决作出必要的规制？对此，我们从《组织法》和《代表法》中都找不到答案。显然，对“人大许可”存在“过于简单粗略”的缺憾，亟须进一步的立法完善。当下来看，应给警方有向该人大常委会的上级人大申诉的权利，由上级人大常委会作出裁决。
一言以蔽，解决“人大否决刑拘”的问题，法律应为“许可权”划出界限、打上“补丁”，这样才能既保障人大代表履职权利，又不至于产生法外特权。
（责任编辑：李焱）
